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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要明,不要昏!

信報財經新聞 P20 | 評論/投資-中港評論/國際投資 | 政治學視野 | By 鄭赤琰 2002-03-16   最近香港的學術界議論紛紛,議題不少,有的為大學的私營化問題探討,有的為大學如何定位或排位在爭吵,更多的是討論有什麽辦法可為大學教授、大學經費、大學資源作更好地「瘦身」或「善用」。而大學當局則感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開始了他們的「執生」打算,有的展開了一刀切的「屠老」行動(人類學家發現敬老與屠老是一個族群或社會組織興衰的分水嶺)。有的則從副學士學生身上找求生資源;有的則想到借外國著名大學的功力來救命;有的則吵政府要外來的生源,以求養生之道;林林總總,讓有宏偉大學教育抱負的教育家不忍卒睹。 要自發地求出路   不錯,一個社會的轉變,作為這個社會的最高教育的「廟堂」,必須負起的責任,不是自我求生(若落得如此下場︰這與「難民」有何分別?!),不是「遵照」(conform)什麽上命,而是對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持著既通且靈的智能,前者是聽命的取態(to be conformed),而後者則是啟發的職守(to inform)。即在一個社會的巨變仍未打到頭上來之前,大學不能後知後覺,坐待政府吩咐著怎樣去做,而是要先知先覺,自發地自求出路,這才是對國家、對社會應有的職能。   回省過去的二十年,正是香港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可是一向靠殖民地政府約束慣了的大學,不知inform香港該怎麽做,只知恭聽上命。這也難怪,可是事實卻是大學連上命的工作也做得差勁!那才要命。最明顯的例子是當身為學者出身的衛奕信出任港督期間,他inform了有關大學,要開辦一間新的法律學院,而且要與現有的香港大學的法律學院有別,當時城市大學仍未誕生,在港大與中大之間,不能找前者而應找後者負起創辦一間新的法律學院,是順理成章的事。於是中大被informed而開始準備工作,但是掌校者小心有餘,謀事不足。不是「聞雞起舞」立刻全面展開工作,而是「前門怕狼,後門怕虎」,遲遲不敢探出頭來,偃旗息鼓式地在政府行政系內開辦不足為法律學位的課程,只請了三位講師,而且也成立中國法律的圖書室,佔地也只有兩間辦公房,藉以期望能博得政府垂青。   估計衛奕信期望的是要辦間以中國法律為縱,以英國法律為橫的「縱橫交錯」的中英法律教研基地。但是中大的進度太慢,等呀等地要政府撥款,不知自行找人力

公大宿舍荒 成「金剛箍」 校長倡建大宿舍供自資院校合用

島日報 A14 | 每日雜誌 | 教育360 2010-12-20 三三四新學制將在二○一二年殺入大學直路,各大專院校都密鑼緊鼓「升級轉型」。作為本港最大自資院校的公開大學,近日獲批黃金地皮擴建校舍,用作開拓三大學位課程,力吸生源。校長梁智仁直言,該校近六、七年都有盈餘,加收學生是能力之內,惟宿舍荒成「金剛箍」,故建議政府建大型宿舍供自資院校合用。眼見自資專上課程五花八門,他贊成將現有質素保證機構「三合一」,但對另外成立監察機構一事有所保留。記者王東亮攝影廖雁雄 公開大學成功競逐何文田忠孝街興建新學院,無疑為院校轉型裝上彈藥。校長梁智仁表示,發展計畫很周詳,就是要配合特首《施政報告》提及的六大產業,「普通商科、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等已經好多院校有,學位又好,副學士都好,再開只會重疊。我們的地方又不大,不可能甚麼課程都搞,所以集中三方面發展。」 辦三大全日制面授課程 公大暫料斥資六億建新校舍,開辦醫療、文化創意及檢測認證科技的三大全日制面授課程,梁智仁解釋,醫療課程早在一九九七年開始,既培訓從事登記護士多年的學生,提升他們成為註冊護士,又有註冊護士選擇報讀我們的學位課程,十三年內,培育畢業生共二千六百多人。○四年起,公大更開辦全日制護理學面授課程,「除了普通科外,也是本港唯一學校與青山醫院合作,開展精神科課程,回應業界對醫護人手的需求。」至於文化創意,公大計畫加開廣告及媒體研究、動畫及平面設計,以及攝影及視覺藝術。檢測認證科技方面,梁智仁稱範圍很廣,「暫只做工程物料和產品設計兩樣。」 向來以遙距教學見稱的公大,○一年拓展面授課程,先從副學士着手,兩年後更開辦四年全日制面授課程,學生人數由最初二百人,到現在五千五百人,需求有增無減。梁智仁稱,剛過去的九月收生,申請人數十分多,「每四名學生只收一個,還有好多學生取錄不了。」新校舍建成後,最多容納二千四百個學生,第一年三個課程合共收生六百人,「其實擺五千個學生都可以,但想他們學習環境好些、寬敞些,所以才限制收生。」 轉型之餘續擴遙距課程 面對三三四的契機,梁智仁笑言,「大學四年制,我們行先政府八年,○三年已開始行。縱然如此,我們現在亦慢慢轉變。我們最初較看重各學科的專業,四個學院只着眼其課程發展,如今要騰出空間給通識教育。」他續指,公大教務委員會已通過細節,講明每個學院都要發展新課程

副學士定位須明確 勿再耽誤學生前程

明報 A04 | 港聞 | 社評 2010-12-22 據統計處資料,副學士畢業生的失業率,高於初中和高中學歷人士,薪酬方面,與10 年前比較持續偏低,顯示副學士資歷未獲社會、僱主普遍認同和接受。副學士之落寂,與定位不明有關,我們認為,大學資助教育委員會建議把副學士視作獨立資歷,而非未完成的學士學位,值得政府參考,這樣可以明確副學士定位,匡正學生和家長一些錯誤憧憬,不致浪費金錢和學生耽誤前程。 失業率高過中學畢業生副學士資歷高不成低不就 政府於2000 年擴大推行副學士學制,使之成為本港學制其中一個級別,不過,副學士是晉身大學的階梯、抑或是一個獨立資歷,從一開始模糊不清,導致副學士學歷在職場缺乏認受。今年第三季,本港平均失業率為4.4%,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同期初中學歷人士失業率為4.9%,高中為4.4%,副學士畢業生失業率則為5.5%;另外,2008 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維持在1.25 萬元,與2000 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的1.3 萬元,猶有不如。對於副學士而言,上述情况很使人沮喪。副學士就業困境,與其高不成低不就、妾身不明的本質有關。現在,不但學生、家長對副學士課程認識失焦,連開辦副學士課程的機構,與學生一樣,都把副學士學歷視為通往學士學位的踏腳石。這些機構,在招生時都以有多少畢業生得以進入大學為賣點,其失焦之處,可見一斑。不過,學生循副學士晉身大學,由於學額有限,如願者不多,最終還是大批副學士畢業生被拒諸大學門外,他們要憑藉副學士資歷在職場與其他人競爭。從市場取捨顯示,副學士顯然未獲社會和僱主普遍接受。 近年隨着樓市興旺、政府推動的基本建設陸續動工,初中學歷人士就業機會較多,而零售、服務業提供不少職位,吸納了大批高中學歷人士。副學士畢業生,以其學歷,當然不會選擇體力勞動工作,與高中學歷人士比較,僱主對副學士評價不高,許多僱主認為中學畢業生離開學校後就找工作,更為可取,寧取中學畢業生而棄副學士。 社會對副學士的負面評價,來自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先天不足方面,例如,中小企主席劉達邦接受記者訪問,明言「副學士是畀讀唔成書的學生讀,衰過中學畢業後搵錢的青年」, 這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很難消除。後天方面,副學士課程被一些院校視為生財工具,2002 年副學士畢業生只有349 名,去年增加至8000 名,連同高級文憑,去年副學位畢業生多達1

海外冷待文憑試 港生學歷大貶值

太陽報 A04 | 港聞 | 社評 2010-12-25 首屆中學文憑試將於後年舉行,港府日前公布首批二十四間海外院校的收生要求,仍有超過四成拒絕承認文憑試的英文成績,影響香港學生的升學機會。到底當局能否在未來一年多時間裏對外有效推銷文憑試,不能不令人懷疑。 事實上,海外院校拒絕承認文憑試成績,並非質疑香港學生的能力,而是對新考試制度缺乏信心。正如升學專家指出,因為港府無法清晰指出文憑試英文科的合格水平,令海外院校擔心香港學生的英文水平是否達標。 我們不妨作一比較,舊制高考的合格成績分別為E至A級,可以與英國高考直接對照;但文憑試的成績分一至五級,其中第五級又分為五*及五**級別,不但難與國際考試對照,而且不設合格與不合格的分界,令人莫名其妙。有鑑於此,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不得不自行制訂對照表,列明香港文憑試的五級、四級、三級分別等同英國高考的A、C、E級。 即便如此,本港學生的升學機會仍是大受影響。舉個簡單例子,現時英國排名首三十位大學的收生要求為ABB或以上成績,但由於文憑試沒有對應的B及D級,香港學生的成績變相大幅貶值,必須考獲對應AAA的三科五級才有機會入讀。加上部分院校拒絕承認英文成績,迫使學生須另外考IELTS、托福等國際試。港府將會考高考二合為一,本是為了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如今卻反過來加重學生的學習及考試負擔,適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 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評級混亂不堪,海外院校無所適從,拒絕承認,人們不難理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香港多年前已決定推行新學制及文憑試,當局應有充裕時間進行檢討及準備工作,包括向海外院校宣傳推介,為何至今仍未能完善評級制度?為何文憑試的海外認受性至今仍這麼低? 其實,不僅海外院校冷待文憑試,連本地院校也充滿疑惑。八間本地院校早前公布文憑試的最低收生要求,有大學要求選修科達三級以上,有的只要求二級以上,有熱門學科卻以最高的第五級作為最低要求,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至於當局一直硬銷的應用學習科,竟有一半大學拒絕承認。 尤有甚者,連僱主也被搞得一頭霧水。新考試制度實施後,僱主將同時面對持有高考、會考及文憑試成績的求職者,但到底文憑試成績如何對應高考及會考,當局也無法清晰交代。為免「睇錯成績請錯人」,有僱主明言將為應徵者自設英語考試,用實際行動對文憑試投下不信任的一票。 香港順應

英高考狀元增 大學「加料」篩選 避後年大加學費 報名升12%

香港經濟日報 A16 | 國際動態 | By 陳國勳 2010-12-28   英國今年A-level考得全科A級的學生大增,令當地大學難以識別學生質素,有調查指,約五分一英國大學要求申請入讀者,參加入學試或提交文章,以證明擁有足夠學習能力,部分學科更要測試數學、基本語文能力或能力傾向,令學生辛苦考得的成績單頓變廢紙。 不信高考 2成學院設測試   今年A-level創紀錄有27%成績得到A級,約8%試卷更獲得新設立的A*級最高成績,令高考狀元大增。此外,由於英國政府為削赤及增加政府收入,2012年起大幅提高大學學費,亦令更多人希望趕及明年入讀,以趕上「平讀」大學的尾班車。   截至11月底,約有18.2萬合資格人士申請明年入讀大學,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2%,如申請人數以接近幅度持續上升,最終可能有約24萬申請者沒有大學收錄。   白金漢大學(Buckingham University)教育及就業研究中心總監Alan Smithers指,大學收生部門已不再信任A-level的成績。他說:「大學需要引入自己的入學招生試,令人感到可悲,一方面A-level被認為有能力將優異學生鑑別出來,另一方面即使學生在GCSE及A-level成績優異,大學卻不相信學生,有足夠語言或數理能力修讀某些科目。」 研撤GCSE 成績公布才報科   專為大學收生政策提供意見的組織Supporting Professional in Admissions,早前向英國306間大學及高等學府進行調查,發現當中21%學府有使用入學試篩選報讀者,高於前年的16%。以格魯斯特郡(Gloucestershire)大學的教師學位課程為例,申請入讀者需要參加英語及數學考試。   調查引證了GCSE及A-level,已失去判別學生優劣的能力,難怪英國政府明年初公布的教育白皮書,亦將建議撤銷GCSE考試,以及讓A-level學生在收到考試成績單後,才報讀心儀大學學科,避免大學未能取錄最尖子學生。現時學生是根據老師對他們的A-level預測成績而報讀大學學科,但有些預測過分保守,令最資優學生不敢報競爭大學科。

特區教育動盪的十年

信報財經新聞 P14 | 時事評論 | 專業眼 | By 韓連山 2010-12-29 特區教育亂象頻生,弊端一一湧現。以最近直資學校的「混賬」風波和小班教學的爭議為例,已可證實掌管教育的官員不單要各打五十大板,若不改過更應引咎下台。 先談談這場直資學校的鬧劇。審計署發表的報告,揭發了教育局管治的直資學校犯下十宗罪,都是一些理財和資源運用的指控,顯示不少直資學校運作上的錯失,反映本地教育局施政失誤,計劃失效和監管不足,家長和同學成為受害人。各被點名批評的直資學校紛紛跳出來解畫,有的承認「入錯賬」,會將款項轉回恰當的項目;有說投資炒股、置業、購狗屋等,都是為了學生好,會適當調節做法;也有說財政盈餘滾大,是因為預留給貧困生申請減免學費的項目沒有足夠學生申領,卻沒有解釋是否貧困學生根本不得其門而入……。姑勿論種種失誤是有心瞞騙還是無心之失,各涉案的直資學校必須痛定思痛,有則改之,無則警惕。否則,怎向全港的家長和同學交代? 營商心態辦教育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替局方辯解,由最初的「無牙」論至後期「下層官員未上達」的解釋,都是不可接受的歪論。直資學校制度,一直是教育局倡議並負責執行的政策,前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及常任祕書長羅范椒芬更大力推行,說得好聽是「讓家長多一個選擇」,卻為局方製造「一面殺校、一面建校」的藉口,亦誘使有「本錢」轉直資的學校參與計劃,提供了「貴族名校」的土壤,為今天的直資風波埋下種子。罪魁禍首是教育政策制定和執行者,前朝高官及現任領導均責無旁貸,以無權監管的藉口或卸責下屬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現階段最合適的是以公平公開的方法處理這爛攤子,向公眾交代事件,撥亂反正。 小班教學的爭議,也突顯了教育高官錙銖必較的營商心態,以及特區政府欠缺投資教育的決心。孫明揚為拒絕中學推行小班教學,誇大所需資源外,還錯誤引用外地教學研究,外行領導內行的弊病盡露,前線教育工作者徒嘆奈何。 專業的前線教師最清楚小班教學的優點,認為學生可從下列六方面得益:一、學生可獲得更多個別照顧;二、因課室秩序較易管理,學生不受滋擾而可較專心學習;三、教師有較多時間留意個別學生學習進度;四、教師可以採用較多不同形式的教學法,學習效果得以加強;五、教師有較多時間設計及策劃教學程式,甚至從事教學研究與發展,教學因此較生動及多元化;六、教師士氣及態度較為正面,教學效能得

教育泡沫不可一、不可再

信報財經新聞 2010-12-31 P21 | 時事評論 | 阿田直說 | By 田北辰 標示關鍵字 十年當作一次總結,本港副學士制度推出十年交出的成績表,大致可以強差人意一詞形容之。一邊廂,副學士升學「乏力」,坊間譏為「掘頭進士」;另一邊廂,副學士就業困難,其畢業生的失業率甚至不無諷刺地比初中畢業生還要高,而薪酬則比十年前更低。 政府炮製「教育夾心階層」展望未來,本港適齡入讀大專的人口將隨着早年出生率急挫而大跌,由現時約8 萬人減少至低潮的5 萬人;資助大學學士學位數目1.5 萬,以及將來近2 萬個自資學士及高級文憑已吸納大部分學生。據此,說不倫不類的「教育夾心階層」副學士泡沫行將爆破而面臨淘汰,實不為過;令人憂慮、殺傷力更大的自資學士泡沫卻正在醞釀。 據統計處數字顯示,今年第三季本港失業率為4.4% , 同期初中學歷人士失業率為4.9% , 高中為4.4%,副學士畢業生失業率則為5.5%。此外,2008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維持在1.25 萬元,與2000 年副學士畢業生薪酬的1.3 萬元猶有不如。誠如我之前撰文所指,造成副學士畢業生上述「一高一低」問題的核心,恰恰在於副學士「教育夾心階層」認受性不足,僱主和大學均先入為主地視之為等而下之的畢業生,導致副學士畢業生升學和就業兩難。可憐莘莘學子無法入讀資助學士,退而求其次入讀副學士,每年花費數萬元學費、兩三年寶貴光陰或欠下政府大筆貸款,最終換來一紙「次級文憑」。 當初政府推出副學士制度,推向私人市場後則撒手不管,不論是加強質素監管、增加升學銜接、提高認受性,各方面均表現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導致今天副學士的慘淡光景,當局實在是責無旁貸。在「橫向比較」下,同樣是副學位的大專資歷,副學士的社會認受性、歷史都遠不及高級文憑。站在僱主的角度,他們寧願聘請有一技之長的高級文憑畢業生專才,如設計、會計、護理等,心理上較有信心保障;而且高級文憑畢業生有「師兄、師姊」的良好記錄可作參考,單看畢業生的成績,僱主心目中已有譜。反觀不少副學士自稱知識廣泛,卻欠缺專門技能,而且畢業生質素也無迹可尋,舊生人數始終較少;再加上各院校評分標準不一,成績難以作為參考標準,甚至學生修讀的院校或學系已經「關門大吉」,令副學士的認受性再大打折扣。 就算是「縱向比較」,副學士的學術水平、資歷也遠不及學士。社會人士多數視副學士為低一級

大學之道 在識時務

明報 2010-12-31 A25 | 觀點 | By 健吾 標示關鍵字 中文大學新任校長沈祖堯博士上台,面對這位在香港對抗SARS 的英雄,媒體都乖乖的給了他很大的期望,希望他可以一洗頹風。 尤其是,聽說過去幾年中文大學的校長都令學生和老師失望透頂了。 沈校長上台,說: 「世界各國埋首於經濟發展,做科研的,不再是因對知識好奇;辦大學的,亦忽略了培育年輕人靈魂。」他說,他希望上任後盡力保存人文價值,引用中大創辦人之一錢穆語錄,希望趁青春竭盡所能,為教育奮鬥。他又說,現時社會追逐經濟發展,大學教育產生危機。他再說: 「推動學者做研究的是資源,而非對知識的好奇;大學重視排名,而忽略培育年輕的靈魂的使命。如果這個趨勢持續,學生只會變成牟利的個體,而非可體恤別人需要的人。」 他說了這麼多的話,我每一句也同意得五體投地了。但是,他可以改變什麼嗎?指出問題,是批評者的責任,改善狀况,是在其位者的使命。我相信沈博士這種知識分子,是應該理解的。 究竟大學要走一條怎樣的路? 究竟大學要走一條怎樣的路?根據香港的人口普查推算,20 年後,香港的適齡大學入學生,將會比現時少40%。香港增加的副學士、高級文憑以至其他的類學士學位,都搶去了不少大學的學生。香港將會很快走上台灣之路,全民大學生。聽理工大學的小友說,聽說他們的畢業生,說自己找到8000 大元收入一個月的工已經算不錯了,因為太多副學士和文憑生在頂爛市。大學學系的評分,是畢業生的人工。 各大學系想盡方法去谷高畢業生的就業率,去證明自己的存在。要不就是在爭取資源上,偏重研究,令學系大家都同時忽略教學。如中文大學搞了很多年的「導師是不是教職員(teaching staff)」的問題,鬧上立法會都仍是懸在半空的小事一樁。 大學生需要有靈魂嗎?大學之道,以前是「在明明德」,今時今日是「要識時務」。我們希望大學生變成什麼?如果我們只希望大學生早一點投入社會機器,只要自以為自己是社會的上層,好好的找一份好工,投入「高增值行業」(現在就只有金融界,或乜O物O)。那麼,他們是不需要有靈魂的。 你看看林鄭X娥推政策時的狠樣? 君不見高官們做事是有心有靈魂的啊。他們只需要涼薄的看世態,只需要及早把自己物化。和我同組的同學,只是幫助我拿取高分的工具; 寫履歷書的時候, 所有可以幫忙的career office

規劃教育= 規劃人力資源?

信報財經新聞 P24 | 時事評論 | 教育評論 | By 程介明 2010-10-29 上周提到,在人才流動普遍而頻繁的今天,一個地方的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很難有一個直接的對應關係。一個地方可以有大量的人才輸出,也可以有大量的人才輸入,而且兩者往往同時發生。同樣,一個地方的教育,即使基礎教育完全是為了本地居民的子女,這些子女長大了往往就不在本地升學,也不大會成為本地經濟的人才。本地的教育,假如有基礎教育以上的專上教育,大都不一定會留在原地就業或者升學(本地也大都不會有大學);到外地升學畢業以後,也大都不會回到老家就業。 人才高低不拘來源 在中國,也許只有北京與上海市例外。北京、上海的大學,招了許多外地學生,畢業後大家都想留在當地,成了北京與上海的人力資源。在其他地方,學生出去就不大會回來了。這也許是一個常規,世界上到處一樣,只是在中國變化太快,城鄉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落差頗大,因此就更明顯了。 於是出現了規劃人才與教育之間的差異。上周談到的地方像順德,要是認真規劃人才,就要想辦法往外招工,一方面想辦法招來最好的高級人才,另一方面招來最便宜好使的低價勞工。不論是高檔還是低檔,人才的來源不拘,沒有道理、也沒有可能把人才的來源局限在本地。 當然,這樣的人才規劃會受到許多因素制約:本地經濟的發展格局、生產模式、投資形勢,以及本地老百姓的就業與生計(例如工資漲落、住房供求)。 這樣的規劃遇到的挑戰,也許是人力資源不足(聘不到高級人才、招不到低價勞工),也許是人力資源過剩,或是外來人才與本地人才搶飯碗。 規劃教育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基礎教育辦得好,群眾的標誌也許是升學的學生數目;要是本地沒有大學的,到外地升學的愈多,就證明本地的基礎教育愈成功。 考慮的是學生個人的出路與前景,而不是本地經濟的人才需要。 假如本地有大學,高等教育辦得好,標誌是,一、是否能夠在全國各地,甚至全球招到更多的、更好的學生,而不是要本地學生盡量留在本地念書;二、高校畢業生是否能夠在全國甚至全球最受歡迎,而不是要畢業生盡量留在本地工作。 總之,由於學生和畢業生的自由流動,本地的經濟已經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地培養的人才;本地的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服務於本地的人才需求。 教育產出符合經濟 在計劃經濟的時代,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的。 在計劃經

「縮骨」政策難辦大專教育

信報財經新聞 P25 | 時事評論 | 專業眼 | By 黃志偉 2010-10-29 特首曾蔭權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提出兩項有關本地大學學額的增長措施。從這兩項措施中,我們可以初步了解特區政府未來的大學學額產生途徑及可能衍生的問題。 第一項措施是設立25 億元的基金,支持自資專上教育的發展。這25 億元的具體用途,是為修讀自資專上課程的學生提供獎學金,以及支援院校提升教學質素。 第二項措施則是由2012 至13 年起,把公帑資助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增加至每年一萬五千個,並逐步把高年級收生學額增加一倍至四千個,更為副學士畢業生提供更多升學銜接的機會。政府指當上述建議全面落實後,適齡人口中超過三成的青年將有機會修讀自資或公帑資助的學位課程。 沒汲取失敗教訓 以上述報告內文的排列次序來理解特區的大學學位增長發展,我們看到政府還是先以市場作為解決本地大學學位不足的老問題;至於傳統以公帑資助的大學學位的擴充,則是在自資學位之後。我們不難視這種排列為一種訊號,顯示出特區政府企圖以這種公私合營的模式,來解决本地大學學位的短缺。 可是本地至今並沒有成功建立大專教育的市場經驗,就以十年前炮製的副學士課程及其後推出的接近全盤推向自負盈虧的副學士市場化的千瘡百孔、「手尾」不少的慘痛經驗來看,政府根本未有認真總結教訓,還是朝大專╱大學教育市場化這條路走下去。筆者擔心政府這種未肯充分承擔、指望市場會自然出現並持續健康發展的想法,恐怕難以如願,到時又會怨聲載道。 任何熟知本地家長與中學生升學取向的人,皆知道他們首選必定是政府資助的八大院校,退而求其次的,才輪到資助的文憑與高級文憑課程。上述這種取向由殖民地至特區初時皆是如此,因為由政府資助的大專院校才會有充足的資源確保優良的師資、完善的校舍、豐富的藏書,更吸引家長及學子的乃是較便宜的學費。 直至前特首董建華在2000 年時,提出要大力培訓本地人才,以應付社會轉型至「知識型經濟」起,本港才在政府不願再大力投放資源多增資助大學學額下,引進美式的副學士制度,並為了製造所謂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更進一步接近全盤削減資助,逼使原先開辦高級文憑的理工型院校變為全面的市場化辦學。 談教育先有承擔 幾年下來,好幾間參與這場創造市場實驗的院校各有不同的命運,有大學與本地著名的慈善團體合營的院校

萬九名高學歷月入低過$3000工會:大學沙紙貶值須正視

蘋果日報 A16 | 港聞 2010-11-26 【本報訊】高學歷不再是收入的保證。統計處數字顯示,今年第二季有多達1.9萬名專上教育程度人士,月入少於3,000元,較去年同期急增13%。工會指數據反映大學沙紙「大貶值」,政府必須正視高學歷人士越搵越少,以及年輕人畢業後缺乏出路問題,否則社會怨氣只會越來越大,影響政府管治。 記者:盧文烈 統計處數字顯示,今年第二季有7.96萬名僱員每月就業收入少於3,000元,雖較去年同期8.43萬人減少4.3%,但當中擁有專上教育程度而月入少於3,000元的僱員人數,卻由去年的1.67萬增至今年1.88萬人,增幅13%,而月入6,000元以下的專上學歷人士也由去年6.31萬人,增至今年6.67萬人,增幅6%,反映高學歷人士搵錢越來越困難。 數據又顯示,年輕人低收入問題有惡化迹象,今年第二季約有2.1萬名15至24歲青年,月入少於3,000元,人數雖與去年同期相若,但由於整體青年就業人口有近8%跌幅,因此問題其實較以前更嚴重。 大學生但求有工做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表示,本港經濟產業不夠多元化,勞工市場缺乏適合大學生的職位空缺,部份高學歷人士為求有工在手,轉而應徵只要求中五或中七學歷的職位,收入自然較低。 除了就業困難,年輕人亦面對居住問題,現時公屋輪候冊有1至2萬名申請人具備大專或以上學歷,「佢哋連最基本嘅居住問題,都未解決得到」。他促請政府必須正視年輕人出路問題,首要發展多元化產業。 政府外判工被壓價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表示,雖然部份高學歷低收入人士可能只是從事兼職工作,但亦不能忽視問題的嚴重性。他說,統計處數字反映專上學位大貶值,政府近年透過外判公司聘請文員,月薪只有數千元,但每次招聘都吸引不少大學生申請,政府長期壓價,令到不少大學生未能取得合理薪酬,政府若不正視,社會怨氣只會越來越大,勢必影響政府管治。 專上教育程度僱員收入分佈 每月收入:少於3,000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88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12.60% 每月收入:3,000至3,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3.3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12.60% 每月收入:4,000至5,999元 今年第二季人數:1.49萬 比去年同期變動:-12.90% 每月收入:6,000至7,999元

大學求什麼?

明報 A34 | 觀點 | By 張炳良 2010-12-01 大學求什麼? 今天,一方面國際大學(包括學院、課程)排名表如雨後春筍,各國主要大學都在爭「世界一流大學」美名,而很多國家和城市(包括香港)都在發展成為「教育樞紐」(當中重點是高等教育);但是,另方面又出現愈來愈多對高等教育未來發展方向的關注,有人擔心目前高教太重科技而輕人文,過於市場化甚至商業化。 大學應是什麼?我們沒有統一的答案,但是值得探討和反思。徐詠璇上星期(11 月26 日)在其《信報》專欄中問「港大是什麼?」,而提出它是一所大學, 「也就是世界上所有最高學府代表的知識堡壘,社會明燈……以智慧領航,憑膽識奉獻。」同時說它「講究自由……崇尚多元,百花齊放」。作為港大校友和現任香港教育學院校長,我對這樣的大學特色,十分認同。 學者憂大學教育逐漸偏離傳統使命 不過,國際上不少學者正在擔心在功利文化的氛圍下,大學教育在逐漸偏離大學「傳授智慧」、「啟發思維」的傳統使命。澳洲Macquarie 大學校長Steven Schwartz 教授今年中提出警告,我們正活在一個金錢世代,現代大學也被迫加以迎合,以致高等教育被矮化為職訓場地。(註1)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MarthaNussbaum 認為當今高教迷失方向,她指出,若社會希望培養具同理心、樂做「世界公民」的大學畢業生,則必須扭轉大學教育現時傾斜於經濟生產力導向、而忽視自由與批判價值的趨勢。 (註2) 今天,人們以至各國政府過分重視大學的世界排名,但有關排名的評核方法卻無可避免存在方法學上的偏頗。例如,評估研究表現的,愈來愈偏重量化的論文引述指數,而非作較平衡的考量——即檢視研究對科學新發現及知識創新,以至對社會進步與人文精神啟迪等各方面有何貢獻。一些矚目的大學排名榜,重科技而輕人文,重量化指標(如研究產出量、獲獎項數目、來自業界收入等)而忽略較難量化的方面(如學生的學習體驗、學生的社會及全球意識培養、大學對國家世界的使命實踐等)。 已故加拿大Montreal 大學學者Bill Readings 曾提出當今大學「陷於廢墟」(in ruin)的看法(註3),因為其成就只以科技和功利主義的標準去衡量,而「文化」已不再視為大學之道的參照系(legitimating reference),偏離源自歐洲傳統的現代大學所建

改善貧富差距唯教育一途

信報財經新聞 P25 | 時事評論 | 專業眼 | By 郭榮鏗 2010-12-08 改善貧富差距唯教育一途 未來數年,香港要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什麼?主流意見均認為是社會的不公,特別是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它正在分化社群、危害政局穩定,長此下去,恐怕還會破壞整個社會秩序。 環顧全球,貧富懸殊無論於發達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棘手問題,歐美等國亦備受困擾。當倫敦的保守黨巿長Boris Johnson 警告,房屋津貼改革勢將令倫敦變得「窮人勿近」,我們就已知道,打擊貧富懸殊不再是左派的專利。 赫頓的新書Them and Us 指出,政府在制定金融、經濟等政策時忽視「公平」原則,以致種下金融危機的禍根;隨着高盛等投資銀行的花紅回歸海嘯前的水平,有關的爭論肯定會更加尖銳。 誠然,巨額收入是獎勵管理層的最佳辦法;但即使是銀行界泰斗J P Morgan,也曾規定旗下行政總裁的薪金不可超過最基層員工的二十倍。然而,時至今日,英國的薪酬差距是八十一倍,美國的更高達三百倍! 家庭收入差距劇增 香港呢?2009 年,最高收入的一成家庭,收入增長達一成,月入中位數為75, 000 港元;最低收入的一成家庭,過去連續六年收入無增長,2009 年月入中位數僅為3,000 港元,顯示最富有的一成家庭的收入,是最貧窮一成家庭的二十五倍。 沒多少人想過的是,貧富縣殊不但令窮人受苦,同時也為整體社會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因為當金融業蓬勃得單靠資產轉移就可以賺取暴利,大眾自然培養出「搵快錢」的心態,創新與增值不再受到重視,長遠而言,社會將會輸得更徹底。 美國前勞工部部長萊奇,很明白技能增值的重要性。其論點十分簡單,在全球一體化下,資金流動快,人力卻不盡然。投資取決於本地人才的技能與特質,而技能的定義其實很廣闊。看國家的科學水平,不是以多少個物理學博士來衡量,重點是學術與產品研發的關係;高科技工業的成功,不單取決於少數頂尖科學家,整體教學質素同樣重要。 香港技術層面之弱,已反覆討論了幾十年,就連新一代的人際溝通、獨立思考,亦常給其他國家比下去。要扭轉劣勢,出路大概只有普及教育;「普及」所指的,不只是學位,還應包括質素。但我們的政府有否為更平等的教育質素,負上更多的責任? 香港現今社會有太多精英小圈子,教育質素也因為經濟能力而變得參差。我們習慣

普及高等教育陷兩難

信報財經新聞 P43 | 專家之言 | 商管啟示 | By 杜志挺 2010-12-09 普及高等教育陷兩難 政府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提供適齡人口超過三成的青年有機會修讀自資或公帑資助學位課程。連同副學位學額,修讀本地專上課程的青少年可達六成半。這個建議下,政府將定調高等教育逐漸從原本的精英教育轉型成普及教育。 這個轉型並不意味着將有顯著的經費投入高等教育。根據施政報告,新增的經費不過10 億元,在原已佔政府整體經常開支超過五分之一的教育經費,只是增加非常小的一部分。 精英還是普及的大學教育不是資源多寡的問題,而是分配的問題。相對於香港的精英教育,台灣是普及專上教育的極端。台灣在1991 年時共有大學21 家及獨立院校29 家,總共50 家。到了2009 年時有大學105 家,而獨立學院有44 家,總共是149 家。18 年間成長99 家,或是說增加了2 倍多。 知識型工種需求增 但是單看增加的學校數並不完全正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專上學校是屬於技術專科學校,實際上在1991 時有總共123家大專院校,到了2009 這個數字是164家。 意思就是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新設學校,其餘是由原來所謂專科學校改制成大學或獨立學院。 再從人數上來看,1991 年時每年共有約13 萬人從大專院校畢業,到2009 時每年有近32 萬人畢業,而且多數擁有大學或獨立院校的學士文憑。每年正在就讀大專院校的學生超過130 萬,在2300 萬總人口中佔相當大比例。 但普及教育真的較不好嗎?今天高知識含量的工種在這個知識型的社會愈來愈多,接受完大學教育可以稱得上是精英嗎?或是只是受過完整教育。一個現代化社會如果重視平等、民主、開放,必然需要大量受過完整教育的市民為基礎。 台灣有太多的大學是個事實,它沒有根據需求真正提供適度學額。解決的方法或增加需求或減少供給,簡單的說,就是關掉一些定位不清的學校並且允許更多的收生管道。從正面來看,這些接受過完整教育的大學生,提供了社會穩定而具競爭力的基礎。 有了對台灣教育較深入了解,我們再來看看香港。根據教統局公布的數字:20 09/10 所資助包含副學士、學士、研究院等全日制人數的為7.4 萬人;每年畢業人數的2.6 萬人。這個數字遠較台灣為低,以在學人數來看只有6%,以畢業人數看只有20%。

如刀集:民主的代價

太陽報 A54 | 太陽虹 | 如刀集 | By 徐傑昌 2010-12-10 如刀集:民主的代價 台灣民主化後,大學教育極速普及,幾年間,大學由十來間遽增至百多間,讀大學像讀中小學一樣成了公民權利,不單對大學抱着精英搖籃觀念的老一代看不慣,就是身處其中的年輕人也得有段適應過程。 入讀大學的比率可達百分百,聽起來很幸福,但中學生畢業,起碼面對兩重壓力:其一,是朋儕問題,當同儕都接受高等教育,上不了大學倒成了異類,為了面子,這大學再苦也要讀;其二,當人人都上大學時,沒有大學資歷的人確有出路問題,唯恐只能終身從事低學歷工作,如端盤打雜,從前靠勤奮工作也有出頭天的例子更難發生。更甚者,是經濟不景,讓很多學生的家庭真有經濟壓力,大學生就算不能補貼家計,也不想成為家庭的經濟負擔。 但是,大學愈多便愈收生不足,要經營下去,學費只好愈來愈貴,學費愈貴則學生愈要打工,變成工讀生向就業市場搶飯碗,不單失業率無法回落,就連新台幣九十五元的最低時薪也無法落實執行。追根溯源,政府根本無力一下子完全負擔大學普及帶來的成本。不管是大學生打工,還是在職青年兼讀大學,台灣青年正在為他們的民主化、大學普及付出代價。 大學普及這等事情,如果換在香港,帶頭反對的除了是只相信精英管治的政府,大抵教育界也不會贊成,最大理由是擔心大學生整體質素下降。說穿了,其實等於說教育界也是精英。香港很多精英口說爭民主,究其實是懼怕正在享受的精英權利被普及了。

直資風波說短長

明報 (發行量 / 接觸人次: 95,578) 2010-12-11 A25 | 觀點 | By 吳康民 標示關鍵字 最近,由於審計署挑出香港直接資助學校的若干毛病,引起軒然大波,多日成為港聞頭條,口誅筆伐者甚於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私立牟利被稱為學店的英文書院,並且矛頭還針對教育局。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作為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當今仍名義上主管兩家直資學校的筆者,有必要加以回顧和評議。 港英當局歧視愛國學校 1991 年,當局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建議推行直接資助計劃,規定符合標準的不牟利私立中學可以申請。其資助額是按學校自行取錄學生人數,給予香港津貼中學平均每個學生經費額加以資助。總的來說,資助經費以整家學校來說,較官津學校為少。 當年9 月,有9 家學校獲准參加這個計劃,其中絕大部分是傳統的愛國學校。所以有說這是為愛國學校「度身定做」的資助計劃。 當局在1978 年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即使私立牟利中學,也獲當局「買位」(即按收生學位津貼經費)。我們愛國學校屢次向教育當局申請津貼,並願遵照津貼學校有關條例辦學,未被接受。後來退而求其次,要求「買位」,同樣被拒。在全港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以後,港英當局單獨拒絕資助教育香港納稅人子弟、讓他們同樣享有九年義務教育權利的愛國學校,只因政治原因,實在說不過去。 直資計劃的由來 後來中英開始進行香港前途談判,達成協議有望。筆者曾向當年擔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李鵬飛、譚惠珠、范徐麗泰等,對當局歧視為本港基礎教育作出貢獻的愛國學校,表達不滿,希望他們能仗義執言。 中英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回歸的大局已定。被稱為「橋王」的當年教育署長李越挺,訂出這個「直接資助計劃」。也許就是因應當年香港終將回歸的政治局勢,也許是當年港英當局審時度勢,的確有對愛國學校「網開一面」的意圖。以前因後果來說,這個計劃的確是在與愛國學校互動後而設立的。 直到回歸前夕,直資學校仍然局限於大部分是愛國學校。 傳統名校見獵心喜 實施直接資助計劃的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也曾提過「政府支持程度,視於學校的學生人數,也即學校能否吸引家長而定」。 說到最吸引家長的學校,當然是香港的傳統名校,它們都在官津學校之列。這些學校雖然受到政府的種種照顧,但在收生和財政管理等等,同樣受到一定限制。這些不愁學生來源的名校,自然對直資計劃享受的自由度頗為嚮往。特別是可以

趙耀華﹕中小學教育中的市場競爭 ——教育的供求與囚徒困境

2010年12月23日 【明報專訊】直資學校的增多本來被視為過去10多年香港教育方面的成就,它代表了學校之間有更多的競爭和家長有更多的選擇。但是,最近香港有不少關於直資學校的負面新聞,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應該如何看待中小學教育中的市場競爭問題。以下是筆者以對話形式所做的反思。 教育不是一般商品 甲:教育和一般商品有何不同?市場競爭有什麼不好? 乙:簡單而言,教育有看得到的部分和看不到的部分。前者包括語文、數學、科學等教育,可以通過考試之類的方式去衡量;後者主要指人格方面的栽培,如誠實、刻苦、忍耐、節儉等等我們認為是美德的東西,其栽培的成果是很難予以衡量的。不是每個家長都重視後者,那些重視後者的家長也極難辨別學校在這方面的努力;因此,學校之間的自由競爭有利於偏重可觀測部分的學校,不利於均衡並重的學校。 甲:把看不到的部分變成看得到的,那不就解決問題了? 乙:這實行起來很困難。以誠實為例子,誠實是什麼?當你肯定欺騙不會被發現而不去欺騙,那叫做誠實;當你知道有被發現的可能而不去欺騙,卻是精心的計算,不是真正的誠實。當我們努力去測量學生的誠實程度,給他們打分,這本身就製造了不良的誘因,反而干擾了培養的目標本身。 競爭提前化 甲:你說得也有道理。其實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可以歸類為你所說的看不到的部分。現在很流行的通識教育就是要栽培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乙:獨立思考歸根到柢就是對事物的好奇心,並不是靠開一個科目就能夠培養出來的。小孩子好奇心太大了,只要中小學校不用各種辦法扼殺,他們長大了一定很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有人問宋朝大詩人陸游,怎樣才能寫出好詩歌,他的回答是「工夫在詩外」,原來做好詩歌的要領不在學好詩歌。獨立思考也一樣,要培養獨立思考就不要刻意去培養獨立思考,弄不好反而變成第二種填鴨式教育。 甲:我有個疑惑想向你請教。為了取得長大後的競爭優勢而在學生階段出現的競爭,已經提前到小學,甚至是學前教育了。我一個好朋友有個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孩子,她的學校很強調高級思維,今年開始常識科已經幾乎不用教科書了,整天在做project和工作紙,什麼鴉片戰爭啊、釣魚台撞船事件啊,現在則在獨立完成一個關於如何降低能源浪費的建議書,等等。 乙:「競爭提前化」的現象同家長對子女的期望提高固然有莫大的關係,但是,它的出現還同適齡學童數目的減少,以及由此產生的在中小學學位供過於求有關。 「做多D№」 甲

「中學等級」遺害深遠

明報 F04 | 論壇 | 專欄名稱不全 | By 作者名稱不全 1999-06-05 「中學等級」遺害深遠 戚本盛 只有學生的等級﹐沒有學校的等級。可惜﹐社會上﹐甚至教師之間﹐也分不清這個區別﹐於是產生種種的誤會和遺害。 所謂等級(banding)﹐是現行中學學位分配系統中的核心概念。中學學位分配﹐採用沿用至今的分配系統﹕計算學生在小五下學期至小六上﹑下學期三次校內考試的成績﹐以之排列校內名次。每年十二月舉行學業能力測驗﹐各分區學校網內的學生會按調整後的成績給定一個派位組別(即俗稱「等級」)﹐每個等級的學生人數﹐各佔該網內的總人數的五分一。最後教署用電腦根據學生的等級和家長意願優次分派中學學位。 分級不反映教學效能 其實﹐所謂等級﹐是小六學生在該年升中學位分配﹑所屬學校網中排列的位置﹐是學生的﹐既非原就讀的小學的﹐也不是即將升讀的中學的。理論上﹐中學是沒有等級之分的。實際上可這樣理解﹕學校的等級就是該年升中學生的總等級﹐例如一所學校取錄了一半第三級學生﹐一半第四級學生﹐平均等級三點五﹐則可統稱這所學校為三點五級。 「升band」成學校宗旨 由此可見﹐中學的所謂分級﹐其實只反映了學校的收生質素而非學校本身的教學效能﹐然而﹐因為「band1學校就是好學校」的誤傳﹐或者「擇天下英才而教」等有違普及教育精神的思想﹐於是促使不少中學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所謂等級升降之上﹐不少校長﹑教師﹐甚至以「升band」或「不跌band」為工作宗旨。 真正的教學﹐是教好現在的學生﹐但「升band」﹐則是要務求取錄較高等級的未來學生。宣傳﹐於是便成為不少中學的主要工作。 約十年前的宣傳﹐是把學生升讀大學及中學會考的成績張貼於校門﹐這還算某程度(但仍未完全準確地)反映了學校的教學水平﹐可是﹐對一些學校來說﹐要搞好這點﹐既長遠又沒有十足把握。只爭朝夕﹐宣傳重點便改用其他方法吸引學生﹐例如派教師到小學家長大會上鼓其如簧之舌﹐或值開放日﹑升中體驗班等名目請學生到學校一遊﹐希望先入為主的關係吸引小六學生。 改正分級謬誤才能治本 宣傳愈多愈勁﹐家長選擇的機會也愈大﹐而學額又固定﹐僧多粥少﹐家長選擇便蛻變為學校揀客。圍繞「升band」的宣傳﹐就是「不務教學之正業﹐做盡揀客之能事」。 學校竟然走上這條歪路的因素很多﹐中學分級之謬誤即為其中之一。對此﹐有人建議取消分級﹐升中採用隨機派位或直屬

為什麽派位會出問題?

信報財經新聞 P07 | 新聞-中國消息/中港評論 | 教育評論 | By 程介明 2001-07-21   升中派位從來就是一個社會焦點。以往有升中學能測驗,主宰了學生小學最後兩年的生活。還有學生按能力分五組,既把學生分了等,又由他們的過去決定了他們的將來,標籤了學生,也間接標籤了學校,傳媒街坊甚至直接把學校稱為第五組學校,第一組學校。   現在取消了學能測驗,五組併為三組,家長又出現了新的憂慮,因為遊戲規則似乎變了,不知對自己的子女是禍是福。學校也在摸索,人知道能否適應,都說:「五組變三組,學生能力一定更加參差了!」負責派位的部門也不好過,遊戲規則變了,許多現行辦法(例如教學語言),都受到挑戰等等。 派位是人為的關卡   今年,由於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投訴和法庭的裁決,又出現了男女生差異的問題,家長們都戰戰兢兢,看自己的子女是否受到不公平待遇。   千絲萬縷、盤根錯節,值得這個時候從更高的角度,俯視這個纏擾了香港人二十三年的措施,讓我們自己的腦袋清醒一下。分析下來即使一時無法徹底解決,也起碼可以知道問題所在,尋求長遠的解決方向。   首先,派位不是每一個社會都有的。小學升中學,是一個人為的制度上的關卡。有些制度沒有這個關卡,因為他們中小學之間沒有分開。歐洲一些國家是十年、十二年一貫制,學生就在同一學校中學習十年、十二年,這也就是現在所謂「一條龍」的概念。 漸成文化的一部分   有些制度,在小學升中學,基本上是篩選過程,有點像香港以往的「升中試」(一九七八年取消),優勝劣敗,終點見分曉,落第的就沒得升學,或者落難到蹩腳的學校,算是「活該」。   更多的情形是一個學區很小,或則是小城鎮、或則是細分的城區;每個學區的人口不多,學校也不多,當地人也習慣於在本學區上學,即「就近入學」,也不存在派位問題。   香港在五十年代,有小學會考,學生拿著會考成績找學校。六十年代開始有升中試,全港小學生按中、英、數成績排一條長龍,按志願派位。於是最好的學生一定給派到最好的學校;而最好的學校也收到全港最好的學生。   一九八七年取消升中試,分學區,學生分五組,按志願。從方法來說,空前絕後,當時設計此辦法的李越挺先生,真正是「扭計師爺」,把傳統的著重學生成績,與西方當時流行的校內評核、家長志願、學校分區、學校種類分布、公平競爭,通通融於一爐,再加上使用電腦,使辦法更顯得

教育機會平等的挑戰——直資名校時代的來臨

P16 | 評論-林行止專欄/中港評論 | 教育眼 | By  葉建源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系講師  2001-09-25   聖保羅男女中學及屬下兩所小學宣布將申請轉為「直資一條龍」,如果一切順利,將於明年九月逐步轉制。計劃中,小學每年學費高達四萬八千元,中學更達六萬元。這是第一所申請轉為直資的津貼名校,估計還會有多所名校效法轉制。   「直資名校」的出現,將從根本上改變本港教育制度的面貌,很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分化,甚至影響長遠的階層流動與社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聖保羅轉直資的標誌性意義,甚或超乎教統會的各項改革措施之上。 機會均等的傳統   一直以來,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y)是香港教育的重要傳統之一。在升中試時代,人人都有機會升讀名校,升讀大學,只要勤力、成績好便行。這個階段,我們可稱之為「績效主義」(meritocracy),進什麽學校看的是學生成績,而非出身背景,更不是付款能力。筆者很多出身貧窮家庭的同齡朋友,都是在實施免費普及教育之後,通過這樣的體制而晉身兩所老牌大學,教育制度也就成為了推動社會階層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有效途徑,而其中的篩選機制,也就締造了一群不一定出身富有的社會精英。   近十幾年的制度改革,打破了「績效主義」的傳統,其特點是就近入學、加強隨機,使小學到初中階段的學位分配過程中,學業成績因素的作用大大降低。我們或可稱之為「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當然,在新制度內,居住地段的因素也可能會有所影響,而面試比重上升也對中產階層有利;不過,整體而言,這些因素是較為邊緣性的,而且政府也不斷宣揚學校應該「教好」學生而非教「好學生」。因此,新制度的取向雖與「績效主義」不同,其機會平等的精神仍是一貫的。 直資學校兼公校私校之利   「直接資助」(Direct Subsidies Scheme, DSS)學校則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體制,它介乎公營與私營之間,一方面,它由非牟利團體主辦,按收生人數獲取政府資助,情況類近於津貼學校;另一方面,它可以收取學費,又有收生自主權,毋須受制於統一派位制度,在制度上也毋須依足官津校的規定,又有私校的影子。換言之,直資學校既擁有津校的公帑資助,又擁有私校的自由權與額外資源,縱觀世界各地的教育體制,類似的制度非常罕見。   這種體制究竟屬於公

教育「市場」 」官僚「滯後」

明報 P03 | 周日話題 | By 龐永欣 2010-11-21 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在網誌撰文,批評政府強迫官中參加「自願縮班」計劃,說這只會令更多學校加入直資行列,轉為收費學校,剝削低下階層子弟靠努力和成績入讀好學校,教育作為社會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因此將會大受影響。香港的教育政策明實不符,表裏不一,大家都見怪不怪了。新高中用一個文憑試來取代兩個會考,竟說是「避免一試定生死」;教學語言明明是大變,稱作「微調」;政府是官校的「辦學團體」,對官校來說,明明「強迫」縮班,計劃只叫「自願優化班級結構」。然而, 「官中縮班」、「鼓勵直資」、「社會流動」三者也不該劃上等號或給予邏輯關係。下文嘗試從這幾方面分析。 文龐永欣(前直資中學校長) 教育局硬把學生按成績分為人數相若的三組作升中派位,在學童人口下降的情况下,每一組別學生人數都會減少,理論上每一組別學校都應該出現空額。但家長偏好第一組別, 「不選不派」令空額向第三組別學校那邊走,孫明揚局長說這會帶來「上移錯配」現象,並沒有錯。 精英主義的指揮棒 問題是:學校收生是否應以成績為標準?在歐美各國,甚至亞洲日本,都以學童居住地區為收生標準。不少日本學校對收「差生」不以為忤,還認為個別差異可令課堂討論更多角度、更豐富。香港人就是不吃這一套,聽到學校名稱後第一條問題就是「Band 幾?」,學校結果為搶Band 1 學生而惡鬥,希望用「升呢」鞏固生源,避免殺校。因此可說今天「殺校」這支指揮棒,正令香港學校共同奏出「精英主義」樂章。 然而,Band 1 學校如何培育「精英」呢?這多少是個謎。不少系出Band 1 名門的畢業生說:學校的確很難入,但並不特別好,教師亦非特別愛護學生,學校只是把學習動力較強的同學聚起來,他們的成績自然會作自我保證,這跟學校的教學好壞關係不大。 林台長對「英皇」母校情深,又學校每將收來的Band 1 學生培育至出類拔萃,甚是難得,因此不願看見學校遭減班措施所影響。然而,香港也有不少Band 3 學校畢業生,就像人人都有父母一樣,都會懷念「教我育我」的母校,假如大家不齊齊減班,他們的母校將首先遭殺掉,這也是不公平啊! 小班教學的關鍵? 當然, 「不減班即殺校」是基於「不推行小班教學」的假設上。有人說這正是推行小班教學的好時機,但討論還未開始,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就指出這會令每年教育開支由二百億暴增至四百億;

「學位溢價」低迷 大學生月薪高中學生500元

P18 | 獨眼新聞 | 獨眼新聞 | By 紀曉風 2010-11-22 當直資學校的畫皮開始被審計署揭開,一心藉要子女年紀小小便學琴學舞學這學那,以求及早躋身名牌中小學進而讀上大學的中產、次中產以至偽中產家長,今日還是為當局公布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結果心情忐忑,能入到心儀學校的彷彿好過中六合彩,入不到的幾乎以為是世界末日。可他們更準備要接受的現實是,香港早已進入「學位溢價」(collegepremium)日益貶值的年代。2009 年的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可以低至6000元,2010 年也只是稍為升至7000 元,與同年畢業的中五生相比,竟然只分別高出500 元及1000 元,差距可以不夠一成。「大學無用論」可謂從未如此顯眼過! 今時今日,當回歸以來當局企硬要每年收大學本科生42100 元學費,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平均月入的起薪點,已經可升更可跌。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數據顯示,97 年的大學新畢業生,平均月入起薪點的中位數,還多出同年中五新畢業生近82%。但98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兩者差距瞬間大幅收窄,到2000 年,即僅相差不足五成半。江河日下,到去年,大學生初出茅廬,入職水位已不過只高中五生50 %。 近年大學生多「水分」 大學學位為何愈來愈不值錢?老紀請教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她直言,隨回歸後香港連番經濟逆境,僱主難出高價請人,新畢業大學生便首當其衝: 「沙士那一年(03 年),40%新入職大學畢業生,平均月薪一度僅得600 0 至8000 元,另40%更只得4000 至6000 元。」與此同時,中五新畢業生的入職起薪點「跌極都有個譜」,即使03 年最少也可有3500 元,與個別低薪入職的大學生僅相差500 元。 周綺萍續稱, 自當局2000 年開設副學士課程,讓部分原本入不了大學的學生,藉此最終取得學位後,每年取得學位畢業的人數,由原本不足15000 逐步增至達20000個,增幅超過三成三。但對僱主而言,部分學位畢業的學生根本「未夠班」,結果除了讀醫讀金融的外,整體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都被拉低。到近五年,更陸續出現一種奇特現象。 「早前有僱主肯出底薪9000 元再加花紅,僱用多名剛畢業的大學生做顧客服務工作,但這些大學生上工後,卻嫌他們對工作投訴又多,又不肯學肯做,連英語會話能力也不太夠,不數個月更只剩一個繼續留下來。僱主想

公共資源半私有化

信報財經新聞 P18 | 時事評論 | 新思維網絡 | By 陳智傑 2010-11-30 幸好香港沒有「直資醫院」這回事──公立和私營醫院涇渭分明,公立醫院的公費醫療,以全民和平等的方式照顧所有香港人;財力有餘的市民,則於私營醫療市場尋找進一步的服務。如果政府容許部分知名的公立醫院「直資化」:讓他們先按病人求診數目取得公帑資助,再以改善醫生對病人比例、提供多元服務為由調整診金、藥費和住院費,並加開醫生巡房費、「名醫」及「特效療法」額外雜費等,相信香港早已「民變四起」。 不過,同樣是社會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同樣是與市民福祉息息相關的公共政策,社會對教育事務的輿論,似乎顯得有點弔詭。政府每年撥予教育政策的撥款,至少佔總體公共開支兩成或以上,較醫療衛生的公帑份額還要高;但輿論對把用於教育的公共資源「半私有化」(維持公帑資助,卻局部免除監察措施) 的直資政策,卻一直鮮有認真地檢討。別忘了:直資學校每收一名學生,每學年便可獲得二萬八千多元(小一學生) 至五萬六千多元(中七學生)的公費資助;而門庭若市的「直資名校」,他們所獲得的經常性公帑資助額更未必會低於一般津貼學校。 一所每學年都可獲得相當份額的公帑津貼的學校,在財政度支、學費調整和開徵收費上是否應擁有近乎私立學校般的自主權?為何有直資中學一年的學費,竟然較大學本科生的學費還要高?是否只要有「大部分家長」的支持,學校便可理所當然地加學費?高昂的學費及難以預測的雜費,會否使基層家庭於報讀前三思? 望子成龍大於一切 雖然隱伏多時的直資學校管治弊病終見天日,並惹來傳媒及立法會的跟進;但我預料「公共資源半私有化」這政策問題,將不會受到公眾太大的質問。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望子成龍大於一切的華人社會傳統。只要家長對名校趨之若鶩、又有人於傳媒不斷把「私營化的彈性」等同於優質教學(難道官校和津校的老師就做不到多元教學嗎?),直資政策便會繼續發展下去,最多便於賬目交待上作出一些修修補補的監察要求。公帑是否運用得宜、公共資源「半私有化」會引致甚麼社會後果,在望子成龍的主流心態下,可能真的不是太大的問題。難怪在直資學校的管治問題東窗事發後,仍有家長替肇事學校說好話、部分家長更對於學校在盈餘和儲備充盈下加學費表示理解──只要他們相信學校能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學,有關公共政策的社會問題,大概都是次要的。 而最讓我嘆為觀止的,是有直資

直資是右傾意識形態的禍延

明報 A34 | 觀點 | 筆陣 | By 盧子健 2010-12-01 也真的難為了孫明揚,要他為直資學校的帳目問題向立法會解畫,但有關政策和制度的問題早在他就任教育局長前已經形成。當然,理論上他有三年去解決這些問題,但他就任前教育政策的「炸彈」處處,恐怕直資學校問題不是他的優先處理項目。不過這也是問責的精神。孫明揚作為現任局長,只有背起黑鍋。審計署和立法會聚焦研究的是直資學校的帳目監察問題,是非常技術性和涉及具體運作的細節。其實直資學校的存在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表徵。恐怕它對過去十多年間在香港逐步增長的民間怨氣和貧富對立也有一定的「貢獻」。 簡單來說,直資學校是右派意識形態的產物。基本上,右派意識形態認為政府愈小愈好。但在現實世界,差不多沒有一個政府不在教育範疇內佔一個主導地位。道理很簡單:教育是社會的長期投資。如果教育完全由私人機構來辦,或者是質素極低,或者是只有富裕階層才能享有優質教育。 政府大規模介入教育,用公共資源作長遠社會投資,提升全民質素,是過去百多二百年絕大多數社會在實際經驗摸索出來的道理。但右派的極端觀點對這種發展是非常抗拒,標籤其為「社會主義」制度,扭曲為政府剝奪了市民大眾的選擇,要求政府把這個選擇的權力歸還市場。 在現實世界中,亦因為在政府大規模介入教育後,官僚制度的缺點以及個別官員不理解教育、不重視家長和學生的訴求確有存在,而公共服務一般來說也有「一刀切」的缺點,於是有些希望子女能得到「較佳」教育的家長對於僵化的政府體制會有意見。 在這個背景下,右派意識形態倡導者找到在教育範疇內逼使政府減少參與的空間。如果真的不信任政府,其實最簡單的做法應該是辦私人學校,但在現實上這當然極其困難,於是右派意識形態倡導者就鼓吹為學校「鬆綁」,減少政府的「干預」。 在美國,這種觀點的最極端表現形式是學券制,即任由家長手持公帑支付的學券去選擇學校。在香港,年前也在幼稚園階段實施了學券制,但現實反而是把私營的幼稚園變成受政府資助,客觀效果是增加政府的支出和對市場的干預,部分私營企業可以得到公帑支持,造成市場內的不平等競爭,這是因右派意識形態之名,變成大政府干擾市場之實的諷刺例子。 直資中小學的性質相近。同樣受公帑資助,直資學校卻有較大的自由度,這哪裏是促進市場運作、增加競爭?實質上是形成不平等的競爭。 理論上,任何學校都可以申請成為直資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