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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年經濟為什麼停滯?

信報財經新聞  2011-01-24 P17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標示關鍵字 胡錦濤主席訪美,奧巴馬總統拋出〈管子.權修第三〉的名言拉近關係︰ 「一年之計,莫于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中國諺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典出于此,其意當是要我們重視長線,而最好的長遠投資對象便是人。管子曰︰ 「一樹百獲者,人也。」 增長停頓深層次矛盾湧現 2010 年香港經濟從低位反彈,應有7%左右的增長率。這個成績應算很不錯,可以印證所謂百年難得一見的金融海嘯其實殺傷力有限,但這短線的增長千萬不應使我們忘記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經濟基本停滯。1997 年香港人均名義GDP 是210350 元,到了2009 年才只是233060元,這十二年期間,據官方數字物價還下跌了3.1%,我們屈指一算,可得出每年實質人均GDP 增長只是1.12%。以四小龍的光輝往績看來,這不是停滯是什麼?!【注】任何經濟持續高增長的社會一旦停頓下來,社會中各種深層次矛盾必會湧現。大家都習慣了「明天會更好」,對「前路茫茫」不會適應。 香港經濟是否已跌入停滯陷阱?又或這只是短暫性或周期性的現象?這些問題都不好回答,但過去十多年經濟裹足不前的因由總不會無跡可尋。財富不會從天而降,經濟也不會無緣無故的增長,經濟要有增長的火車頭拉動才能進步。 香港經濟靠什麼拉動?這是一個有多層次答案的問題,我們在此不妨用簡單的投入產出角度回答它。要GDP上升,便要投入更多的生產要素,而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勞動人口的素質、技術及管理水平及資本。沒有這些生產要素,便沒有什麼生產,大家也沒有收入。 勞動力的投入能否解釋到香港從過去平均每年6、7 個百分點的增長下降至1個百分點左右?相信不能。 香港人口過去一直都有增加,近十多年增幅還有放慢,反而有利于提高而不是拉低人均產值。港人平均每周工作的時間過去十多年也大致穩定,不可能是拉低增長率的主因。 勞動人口的素質主要取決于他們的教育水準及經驗的累積。香港的教育制度的確問題叢生,使人唏噓。就以公共教育經費占GDP 的比重來看,按照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事實簿〉(CIA World Factbook)的排名,2008年香港在世界排137,與烏幹達同級。2009 年它占GDP的3.78%,檔次還是稍低于尼泊爾或埃及,我們很難對此誇耀。但既然教育開支一直都這麼低企,其占GDP

《基本法》第一○七條與《中期預測》的預算準則:回顧與展望

鄧樹雄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系主任 二○○一年四月七日 《基本法》有三條條文與香港公共財政有關的,這是106條(特區政府財政獨立條文);107條(審慎理財、量入為出條文),及108條(低稅政策條文)。第106條極其重要,清楚釐定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財政關係。英國在1958年也只是給予香港財政自主(financial automony),而不是財政獨立(independent finances),難怪有內地學者認為這對內地各省不公平。香港各界均支持此條文,甚少爭論。倒是107及108兩條自草擬至諮詢均爭論不休。自90年 4月公布《基本法》至九七回歸前,107條更是國務院港澳辦與港府就新機場財務安排和每年預算案爭議的源頭,而回歸後也成為香港社會各界與財政司長對如何正確理解《基本法》審慎理財爭論的焦點,而最近著名會計師及立法會議員李家祥指本港財政出現三大變化,非草擬《基本法》107條時所能想像,他籲請港府深入討論,調整107條一些過時的原則(見《大公報》01年3月1日)。今天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把研討會一節討論公共財政問題,足見此問題之急切性,本文重點討論第107條。 審慎理財目標:《基本法》與港府財政政策 《基本法》第107條條文如下:「香港特別行區政府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該條文是經過多次經濟專題小組討論及諮詢的結果,原意是繼續採取港府一貫的審慎理財原則,以小憲法條文規限之,既保持香港經濟賴以成功的因素,吸引外資,復規範香港各政黨,難以藉利用政治壓力濫派免費午餐來急速發展,令特區的政制發展能符合《基本法》的構想,也避免特區政府公營部門不斷擴大,需要加稅的壓力。 對於以工商界為主的香港起草委員,這種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要把香港賴以成功的審慎理財和低稅政策的因素寫進《基本法》,深受工商界的歡迎和支持,因為港英政府在經濟及預算管理也一貫以財政穩定為主,所以並無衝突。不過藉控制開支增長來抑壓政黨政治和社會福利的發展,則受到關注民主民生發展的團體質疑,更指出許多技術性問題不易處理,反不利預算管理和制訂財政政策。 在這爭論不休、難達共識下,107條條文的最後定稿基本上反映了草委會的折衷處理,例如採用「原則」、「力求」具彈性的字眼,亦聽取反對意見,取消了原有「公營部門不超過20%」的建議,但堅持寫上「並與本地生產總

結構性財赤無可逃避

李家祥 (本文於2001年3月1日在大公報刊登) (2001年3月2日在香港經濟日報刊登時題目為《結構性財赤並非「狼來了」》) 貪玩的牧童為了打破工作的單調乏味,於是玩弄了兩次「狼來了」的遊戲,卒之他成功地愚弄了急急趕來營救他的村民。到了第三次,狼真的來了,卻再沒有人理會牧童的危急呼救。 在真實生活裏,我們的財政司司長正處於這樣的一個處境,香港正面對一個結構性財政赤字的問題,但只有少數人真正相信他的說話。尤其是香港過去三年的預算案,即使處於惡劣環境,最終仍能錄得財政盈餘,港人還憑什麼相信他呢? 本人早前已指出,這兩年來,政府只不過是依靠手上持有本港股票所產生的溢價,來發放股息,用這筆非經常性的意外之財,以外匯基金的「投資收入」方式入帳,藉此來掩飾本應已是無可避免的財政赤字。同時,我亦預測過,外匯基金的投資收入,今年會由1998-1999年度的360億元,及1999-2000年度的440億元,顯著地下降。最近,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的已審核數字顯示,政府所應得的投資收入部份只有220億元,比預算的310億元減少了90億元。 政府原本預算向公眾出售的香港地下鐵路股票,可以為庫房帶來150億元的進賬,事實卻比預計少了50億元,原因在於實際發售價比預期的低。再看一看其他非經常性的收入,賣地收入比預計的數字又差了近百億。我想,財政司司長現在已經是黔驢技窮了。 財政司司長亦埋怨經濟增長與直接稅(如利得稅和薪俸稅)的「錯配」情況,即政府收入未能隨著經濟甦蘇而迅速回升,況且這些稅項稅網很窄,相對於政府的財政總收入來說,也可以清楚地預料到,短期內不可能有什麼真正大的幫助。 在2月14日立法會的一項動議辯論中,我曾公開呼籲財政司司長及立法會同僚,不要為微細的稅項調整去耗費功夫,糾纏不休,反而將公共財政的管理原則的根本問題置之不理。我要求他們,要小心地看清楚基本法第107條,及驗證此條款在回歸後的客觀效果。我同時亦提醒,不能永遠理所當然地就僅以本地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香港經濟活動和賦稅能力的唯一量度工具。 基本法第107條尋求保留香港在公共財政上謹慎理財的優良作風。不過,有三項重大的演變已經發生,而在八十年代未至九十年代初期討論及草擬基本法時,卻無人可以將之準確地預測出來。 第一,香港政府在近幾年積聚了巨額的財政儲備。數千億的儲備主要是來自獲利甚豐的賣地收入、印花稅及本地股票投資增值。

公營部門上限的爭議──預算案的挑戰

信報財經新聞 P11 | 時事評論 | By 鄧樹雄 2009-02-03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諮詢公眾有關下年度(二○○九╱一○)預算案的背景資料中,提到四大經濟原則,第一項為「大市場、小政府」,其解釋為「通過緊守財政紀律,我們把公共開支維持在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以下」,公共開支與本地生產總值之比例稱為公營部門,故所謂小政府是指控制公共開支令公營部門不超過百分之二十。第二項原則為「量入為出、審慎理財」,其解釋為遵守《基本法》第一○七條的規定。換言之,兩項重要的經濟原則均以控制開支、審慎理財為主。 本年度(二○○八╱○九)預算案的公營部門為百分之十九點二,由於二○○九年經濟將出現負增長,各界均要求特區政府增加開支以應付世界金融海嘯,故各界深知、也願意接受下年度超過百分之二十的公營部門。既然下年度公營部門肯定超過百分之二十,那麼曾俊華為何在諮詢公眾時仍重申要緊守此一財政紀律?這對審慎理財及其後數年度預算案有何影響?社會各界又如何看待這一財政紀律呢? 爭議始自六十年代 問題的焦點是不易制訂合理的公營部門上限,因市民不斷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而政府則要量入為出,故爭論不休,當前的百分之二十公營部門上限的所謂財政紀律並非社會各界共識。 爭論激烈,可上溯至六十年代,當時的港英政府採取放任主義,只提供少量的社會服務,既沒有免費教育,也沒有公共援助,公營部門低於百分之十,但社會不穩定,騷動頻生,因此七十年代初上任的港督麥理浩改變策略,大力提供各種社會服務,以致公營部門逐漸上升。 由於一九七三年世界能源危機導致其後兩年的不景氣,所以一九七六╱七七預算案的公營部門竟高達百分之二十,當時的財政司夏鼎基提出公營部門的上限應為百分之二十(見一九七六╱七七預算案第二一○段),但其後數年這一比例維持其高水平,且更升逾百分之二十以上,所以夏鼎基不得不承認「要規定公營部門相對體積的最高極限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見一九八○╱八一預算案第九二段)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張鑑泉認為無論這一上限如何武斷,仍是有勝於無,而張奧偉議員更提出如把上限定為百分之二十五,就可暫時解決財政司的難題了。 夏鼎基棄明確上限 夏鼎基回應議員的評論時,承認在一九七六╱七七年度以略為機械化的方式訂出百分之二十的公營部門上限,所以他其後放棄,只強調盡量避免過分明確地界定公營部門的最高極限,他雖然認同香港能容納較

眼裏只有國際心裏沒有學生

明報 A29 | 觀點 | By 張文光 2009-05-08 溫家寶在博鰲說:香港要重視人才培養,重視教育和科技。春江水暖鴨先知,曾蔭權也要發展教育產業,以新加坡、澳洲和英國為例,說明教育產業有利可圖,是香港難得的經濟機遇。 當曾蔭權沉醉於輸出教育的鴻圖大計時,可曾將教育目光回望香港的學生?1989 年,港英制定的大學政策,每年只有14,500 個資助大學學位。 20 年過去,經濟已飛速發展,但大學資助學位絕不增加。大專教育最重大的質變,是大量增加質素成疑的副學士,與香港人才培養和發展經濟毫不相稱。 去年,合格升讀大學的學生有1.7 萬人,扣除中六優先取錄生和非本地生,8 間大專只剩下1.1萬學位,約6000 合格考生不能入學。他們只能按家庭環境,富裕的離港升學,走不了的讀副學士。但副學士升學的路,卻是教育最窄的樽頸,為什麼政府能輸出教育,卻遺棄本地學生呢? 20 年來,大學資助學位沒有增加,但海外學位的比率卻不斷提升。所謂海外生,絕大部分都來自大陸,近年已增至10%,但政府仍決定增至20%,學費不按學位成本計算,只收取邊際的教學成本。即使大學收不足海外生,即使本地生願付邊際學費,餘額也不能收取本地生。為什麼政府吸納海外生時,卻拒絕本地的遺才呢? 香港大學教育像大躍進 大學的學生宿舍早已不足,海外生令宿舍供求更緊張。近年來,無論港大、科大和理大,都不斷發生宿舍衝突。海外生獲保證宿位,但本地生只住一年,早已怨聲載道。若海外生增加至20%,連同4 年大學新制,宿舍短缺超過1 萬。大學只懂拚命收海外生,卻漠視宿舍不足的怨氣,導致浸大同學紮營露宿,成為國際教育樞紐的諷刺,為教育產業先潑一盆冷水。 近年大學發展研究生,但研究生卻以外地居多,UGC 的統計數字顯示:2007 年度的資助研究院課程,海外生佔55%達3225 人,數目已超過本地生。日前,研究資助局錢大康公布,每年撥5000 萬元,增加135 個博士生。博士生可獲3 年公帑資助,每月生活津貼2 萬,每年旅遊津貼1萬,每人共獲得75 萬,申請不限國籍,畢業毋須留港。 若博士生由富豪財團捐款資助,若畢業後要留港服務若干日子,港人無話可說。但資助的是教育緊絀的公帑,受助者與香港無關且來去自由,港人心裏怎能服氣?為什麼不增加大學學額,讓更多本地生升讀大學?為什麼不資助本港

確保質素私立大學才有可為

明報 A32 | 觀點 | 公共政策評析 | By 蘇偉文 2011-01-06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現今世界已進入知識型經濟,環球競爭已不再是血和汗的競爭,而是腦力的競爭,一個社會若要在知識型經濟內有足夠競爭力,在學的年輕人至少要有一半接受大專教育。世界銀行和歐盟執行委員會的教育報告也有類似結論,可以說在世界競爭力的角度看,人才的培植已是普世共識,而讓更多年輕人就讀大專、大學教育,自然也就是人才培養的必然選項。 人的質素才是最重要 前特首董建華先生提倡要讓60%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於是政府大力發展副學位課程,不少院校都響應政府的政策,於是各式各樣的副學士和高級文憑也出現了,客觀的效果是擴大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現在可以接受大專教育的已超過六成。在大專教育的數目上無異是足夠,但擴大高等教育的後果,卻是產生了一批「高不成、低不就」的年輕人,他們不少是借了政府貸款去念副學士的,到了他們完成學業,往往會欠下不少學費,可是他們的工資卻和中學生差不多,而副學士能成功進入各政府資助大學的卻不多,也難怪每當提起副學士,不少評論都會說這是教育界的「八萬五」。 香港社會很喜歡以收入多寡來衡量某個教育的價值,如上文所說副學士薪金和中學生差不多,一個馬上的反應是副學士認受不高,又或是副學士水平不足,但教育是否可以用畢業生的第一份工作來判斷?假若各院校要將副學士出路「做靚條數」,它們大可廣收護理專業的副學士,因為護理畢業生的出路和薪金都會很不錯。而且一個人的市場價值不單止在個人的薪金有多高,更重要的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們是否達到知識型經濟的要求?如果他們所學的沒有達到社會所要求的高水平,他們只是拿到一紙文憑而已,而不是真的可以在社會上有貢獻,所以歸根結柢,人的質素才是最重要。 說到這裏,香港其實需要的是高質素的大學教育,本來擴充各政府資助院校收生名額是一個方法,但現在各政府資助院校的單位成本太高,每個大學生的資助金融達 20 萬元,若將擴充學額全數由各公立大學接收,則是要政府額外再花數倍資源在大學教育上,這在財政上非但不可能,而且亦會剝削其他的政府開支。所以要配合知識型經濟的發展,一定要靠民間辦學的力量,去提供優質的大學教育給香港的年輕人。 私立大學應該受政府監管 因為副學士的經驗,不少人都對私立學校戴上有色眼鏡,以為私立

審查教學質素

星島日報 A16 | 每日雜誌 | 一家之言 | By 鄭宇碩 2010-12-09 這兩年,本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組團審查全港各大學的教學質素,重點在大學本身的內部評審系統是否已經確立及有效運作。大學經費來自公帑,自然要對社會負責,保證學生的質素;對外界的評審,非常重視。 兩文三語不可或缺 這種評審,涵蓋的範疇及已畢業的同學及僱主。從功利的角度而言,學生的質素首重就業有出路,僱主滿意。而且學生畢業數年後,對本身的教育自有較客觀的評價,知道本身不足之處,亦了解有甚麼要加強的地方。 大學亦希望了解僱主對本校畢業生的評價;香港是小地方,口碑的影響頗大,僱主對某校畢業同學的工作表現滿意,以後聘用時對該校畢業生會另眼相看。現在就業市場競爭非常激烈,爭取僱主好感自然重要。這種競爭未畢業時已經開始,跨國企業經常會在暑假期間招聘見習生,這事實上是一種「揀蟀」的手段。見習生表現優異畢業後獲聘用的機會大增;故此大學對爭取見習生名額全力以赴,具上進心的同學亦施展渾身解數爭取當見習生。中小企業招聘員工,首重「好使好用」,工作容易上手,樂意「一腳踢」,故此要求大學生放下身段,把課堂上學到的知識迅速應用到工作崗位上。拼搏精神也是重要的考慮,工作時間長,願意到中國大陸的窮鄉僻壤出差很可能是基本要求。 跨國大企業要求高,工作前景佳,自是頂尖兒大學畢業生嚮往的對象;跨國大企業的要求往往也是大學對理想畢業生的要求。首先過關的是語文水平,兩文三語表達能力強不可或缺。大學同學一般均明白這方面的要求,但願意在大學階段痛下苦功提升本身語文水平者佔極少數,而願意下苦功者一般回報理想。 看新聞拓視野 其次是通識教育,或者可以說是視野和氣質。本港不少中產家庭的子女從幼稚園階段已開始接受種種訓練,從英語拼音到鋼琴、芭蕾舞;大學畢業時已周遊列國。這種栽培,耗費甚巨,雖然有它的價值,但亦不是一般人所能負擔。作者在大學教書多年,對學生通識教育的要求是:每天花半小時以上留意新聞(閱報或看電視均可),積極參與一個學生團體的工作。前者是開拓視野,後者是學懂待人接物,這是不用花錢的求學之道。大企業也講究團隊精神,在表現領袖才能與爭取同事合作之間要求取平衡。不少曾經周遊列國的青年人全無國際視野,也不懂待人接物之道,連起碼的禮貌也欠缺。本港某著名大學的學生會從來不曾積極參與本港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