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榮光：學生為本與教育商品化

特區教育政策的根本矛盾

 04/07/00 明報

今年夏天香港教育界出現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熱烈的政策議論以至最激烈的爭拗。一方面是持續了十八個月的教育改革到達了具體方案的落實階段﹐教統會在五月八日公布了第三份《教育制度檢討》諮詢文件﹐並標榜「創造空間﹑追求卓越」﹐並計劃作為期三個月的諮詢﹐以期掀起教育界的熱烈討論。另一方面﹐教統局官員在四月八日則宣布﹐全港中小學英文科及普通科教師均須通過相關語文基準試﹔因而引發教師的強烈反對﹐六千人上街﹐演變成全港最大教師工會與特區政府的公開對抗。

教改與基準體現政策矛盾

以上兩個政策正好體現了特區政府過去三年在教育政策施政上的一個根本矛盾。其一是由教統會倡導的教育改革所強調的「學生為本」﹑「終身學習」﹑「永不放棄」﹑「創造空間」的一種人本(humanist)﹑均等(egalitarian)及進步(progressive)教育取向﹔其二是以經濟效益與工具理性為主導的一種「追求表現」(performativity)的教育取向。我們不妨循這兩個政策取向審視特區政府過往三年在教育政策上的施政﹐從而就不難理解今天特區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所面臨困局之根源所在。

教育改革人本均等進步

首先﹐在一九九七年十月首份施政報告中﹐特首就宣布要進行學制檢討﹔其後教統會就在過去十八個月發表了三份諮詢文件﹐先後掀起了三次教育改革的議論。

其一﹐是環繞九九年一月《教育目標》的議論﹐引發起不少社會團體及人士對教育理想的祈盼﹐及對現制的批判﹐最後教統會總結出「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四個教育目標。

其二﹐是環繞九九年九月《教育改革建議》的議論﹐教統會提出「終身學習﹑自強不息」的方向﹐「學生為本﹑永不放棄﹑講求質素﹑全方位學習﹑全社會動員」的五個改革原則﹔提出建構一個「終身學習的學制」﹐並建議:一﹑基礎教育大直路﹔二﹑高中教育一體化及普及化﹔及三﹑高等教育自由化。至此﹐學制改革的架構就續漸浮現﹐即對現行學制加以釋放﹑「鬆縛」﹐使未來特區公民可以在一個寬鬆﹑包容﹑以至均等的學制內盡展所長。


其三﹐就是二千年五月由《改革方案》所引發的議論﹐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高中及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仍然懸而未決﹐但就提出的基礎教育改革的方案及課程改革的理念而言﹐我們仍然可以見到很大程度的一種人本﹑進步﹑均等化的教育取向。

語文基準依賴量化準則

然而﹐過去三年另一種教育政策取向﹐卻同時在特區政府施政中不斷出現﹐這種可以稱之為「表現主義」(performativism)的取向﹐強調教育的果效應以產出表現為評核標準﹐並確信這些產出表現是可以用簡單的指標﹑基準﹑評估測試來予以度量﹐繼而更深信根據這些指標及基準測試﹐就可以對教育制度內各組成部分﹐包括學生﹑教師﹑校長以至學生﹐加以評估﹑排等﹑以至賞罰。

這種「表現主義」的教育政策取向﹐首先可見諸於九七年底至九八年初的中學語文分流的爭議﹔爭議的根源就在於特區政府確信可以透過「教學語文分組評估」（簡稱MIGA）﹐把升中生分類為可以用或不可以用英文學習的中學生﹐繼而就可以把中學分類為英文中學或中文中學。

增值評估信靠簡單指標

其次﹐在九九年九月香港十多個商會組成的商界教育大聯盟又推出「英語能力評估測試」（簡稱ELSA）﹐以考核離開學校投身勞動力市場的人士的英語水平﹔雖然ELSA並非特區政府政策﹐但卻獲得多位教育官的公開表示歡迎（見九九年九月四日報章報道）。

除了學生被測試並分等外﹐到了二千年初「表現主義」就伸展至中學本身。伴隨《中學選校概覽》的出版﹐中學亦依其學生的中學會考成績﹐以至所謂「增值指標」而被分等以至排名為﹕正﹑零﹑負增值的學校﹔其中被標籤為「負增值」的官立中學﹐就更被「教署高層……召見……希望可以對症下藥」（見《明報》三月二十三日報道）。

第四﹐本年五月特區政府就公布了英文及普通話教師的基準測試﹐這政策措施亦是建基在「表現主義」的信念之上﹐即相信基準測能準確地評定教師的語文以至教學效能﹐並能把教師分類為五等﹕遠高於基準﹑高於基準﹑達到基準﹑未達基準﹑和遠未達基準﹔雖然教育官員聲稱未達基準的教師是不會被解僱﹐但他們的「待遇」將會是﹕不能任教有關語文科﹑「被調派出任圖書館教師」和「抬不起頭做人」。

最後﹐一種未被廣泛報道及關注的「表現主義」措施亦正伸展到校長們的身上﹐首先可見諸在教署網頁上公布﹐由外國專家設計的一份多達四十多項的「校長領導技能與責任」的清單﹐並依此把校長分等為﹕有潛質的﹑新任的﹑和經驗豐富的校長﹔其次就是要求校長通過進修（有幸不用接受測試）以達標。

表現實用科技官僚受落

事實上﹐著名法國學者李歐塔(Jean﹣FrancoisLyotard)早已指出﹐追求表現(performativity)的教育取向是根源自後工業社會中﹐知識創造（研究）與知識傳遞（教育）的活動被科技與利潤所支配﹐即知識的創造與傳遞的目的不再是追求真理和釋放個人潛能﹐而只從實用主義出發﹐要求研究與教育成果能轉化為科技發展﹐或/及商品化為可賺取利潤的工具。

因此之故﹐「表現主義」的教育取向以至知識取向﹐自然最為資本家及政府官僚（特別是科技官僚）所歡迎和倡導﹔因為它們不單止符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教育以至知識的商品化支配﹐同時亦最能顯示政府的官僚機器對教育與知識的「管治效能」(governmentality)。至此﹐我們不難明白以上羅列的一系列的「表現主義」教育政策﹐為何最為香港商界及特區政府官員的支持和倡導。

強調表現物化教育

更值得強調的是﹐不少學者（如Lyotard和StephenJ.Ball）均已指出「表現主義」的政策取向對教育事業本身帶來的傷害。首先﹐「表現主義」政策取向必然把教育徹底地物化(reified)以至商品化(commodified)﹐即教育果效就只會依據其在市場上的交換價值來判定﹑學生就只被視為是加工或增值的材料﹑學校則只注重計算學生對學校的「增值指數」帶來的得失。

這很明顯就與教統會提倡的教育改革原則﹕「學生為本」﹑「樂於學習」﹑「終身學習」﹑「永不放棄」﹐強調學生﹑學習的內在價值的人本教育取向﹐完全相違背以至相衝突。其次﹐「表現主義」的政策取向所強調的測試﹑評核﹐亦會對現存的教育制度以至知識體系﹐造成一種「廢認受」(delegitimation)的後果﹔即把現存程序﹑人事及制度的效能與認受性予以質疑以至否定﹐並把它們放置在「基準—測試—評核—排等—獎懲」的機制內重新檢視。文首所述的教師語文基準測試就明顯帶有這種「廢認受」的色彩。

如何在矛盾中求平衡﹖

特區政府過去三年在教育政策上的施政﹐很明顯是受兩種本質上互相矛盾的政策取向所支配﹔一方面是強調學生與學習為本的一種「終身學習學制」的改革﹐另一方面則是強調經濟工具理性和政府管治效能的「表現主義」的教育取向。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以至特首本人如何從中作出取捨或取得平衡﹐將會是特區政府進入第四年管治時﹐必須面對以至解決的課題。


（回歸三周年系列三之三）


曾榮光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