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6 | 評論-林行止專欄/中港評論 | 教育眼 | By 葉建源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系講師 2001-09-25
聖保羅男女中學及屬下兩所小學宣布將申請轉為「直資一條龍」，如果一切順利，將於明年九月逐步轉制。計劃中，小學每年學費高達四萬八千元，中學更達六萬元。這是第一所申請轉為直資的津貼名校，估計還會有多所名校效法轉制。
「直資名校」的出現，將從根本上改變本港教育制度的面貌，很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分化，甚至影響長遠的階層流動與社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聖保羅轉直資的標誌性意義，甚或超乎教統會的各項改革措施之上。
機會均等的傳統
一直以來，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y）是香港教育的重要傳統之一。在升中試時代，人人都有機會升讀名校，升讀大學，只要勤力、成績好便行。這個階段，我們可稱之為「績效主義」（meritocracy），進什麽學校看的是學生成績，而非出身背景，更不是付款能力。筆者很多出身貧窮家庭的同齡朋友，都是在實施免費普及教育之後，通過這樣的體制而晉身兩所老牌大學，教育制度也就成為了推動社會階層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有效途徑，而其中的篩選機制，也就締造了一群不一定出身富有的社會精英。
近十幾年的制度改革，打破了「績效主義」的傳統，其特點是就近入學、加強隨機，使小學到初中階段的學位分配過程中，學業成績因素的作用大大降低。我們或可稱之為「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當然，在新制度內，居住地段的因素也可能會有所影響，而面試比重上升也對中產階層有利；不過，整體而言，這些因素是較為邊緣性的，而且政府也不斷宣揚學校應該「教好」學生而非教「好學生」。因此，新制度的取向雖與「績效主義」不同，其機會平等的精神仍是一貫的。
直資學校兼公校私校之利
「直接資助」（Direct Subsidies Scheme, DSS）學校則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體制，它介乎公營與私營之間，一方面，它由非牟利團體主辦，按收生人數獲取政府資助，情況類近於津貼學校；另一方面，它可以收取學費，又有收生自主權，毋須受制於統一派位制度，在制度上也毋須依足官津校的規定，又有私校的影子。換言之，直資學校既擁有津校的公帑資助，又擁有私校的自由權與額外資源，縱觀世界各地的教育體制，類似的制度非常罕見。
這種體制究竟屬於公校還是私校呢？按照香港政府的分類，通常劃歸「私校」。提出開設「直資」學校的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一九八八年），就是希望通過「直資」成就一個「強大的私立學校體系」。不過這個歸類本來就值得質疑：第一，辦學者規定是非牟利團體；第二，學校的開支仍將以公帑為主。這兩點均與主流的津貼學校相似，把「直資」歸入「私校」之內，是有點牽強的。
「直資」與津校之間最重要的差別，是前者涉及巿場機制。由於學費和政府津貼都直接與收生人數掛鈎，所以能否收到足夠學生，就決定了學校的財源。津校則不同，政府包派位，包經費，可謂由政府「全包」。因此，比較而言，「直資」學校比津貼學校風險略高。多數津校不願意轉「直資」，部分原因正在於此（其他原因包括教師員工福利可能因轉制而受到影響等）。
過去十年，參加「直資」計劃的學校數量很少，主要有三類：一是傳統左派學校，二是原來的買位私校，三是近年新辦的學校（此外初期也吸引了少數國際學校參加）。這些學校名氣不算顯赫，或尚在草創時期，一不能收取高昂學費（倘收取高昂學費便要面對巨大風險），二也不致構成為主流津校的競爭對手，所以「直資」學校一直被視為處於整個制度的邊緣，並未引起社會重視。
但津貼名校轉為「直資」，勢將改變此一生態。
直資名校挾盛名而來，既然沒有收生不足之虞，便大可以提高學費水平。換言之，比起津校，它可以甄選學生，並且在政府資助的基礎之上再收取額外的高昂學費，盡享收生和資源上的優勢。而比起純粹的私校，它又擁有政府資助的優勢。這一點，連英美的貴族名校，也只能自歎不如。
直資名校將成為超級學校
因此，實際上，直資名校兼公校私校之利，同時挾多年津貼名校之勢，不要說津貼學校難以競爭，純粹的私校便難與之匹敵。可以說，這類學校的起點一開始已超前於其他學校。
從學生╱家長的角度看，要進入這些直資名校，主要是靠能夠付出高昂的學費（倘把課外活動也考慮在內，實際費用可能遠高於學費），付款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生入讀的機會，這便與升中試時期的「績效主義」剛好相反了。如果說升中試時期的精英主義是以學生能力為主導的話，直資名校時期的精英主義便帶有非常濃厚的階級色彩。
當然，直資名校多數會為貧窮子弟提供助學或獎學金，像英國在幾年前實施的「學位資助計劃」（Assisted Place Scheme），資助優秀的窮學生入讀高價名校，但其客觀效果，可能是把公營體系的優秀學生也一併吸收過去，使公校變成在資源上、生源上都難以與直資名校競爭的次等學校。無論如何，低下階層今後入讀「名校」的機會，即使智能相等，成績相當，都會比中上階層困難得多。
教育是低下階層向上流動的主要渠道，健康的社會也應當鼓勵低下階層通過教育渠道向上流動。如果愈來愈多津貼名校轉為高收費直資學校，而貧富懸殊又不斷加劇的話，低下階層對未來的希望就會愈來愈渺茫。
新加坡教育部一位高層負責人最近私下向筆者表示，很驚奇於香港的這類方案，直指這類方案容易引起社會分化（social divide）。旁觀者是否「心水清」，不得而知，但這一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
聖保羅男女中學及屬下兩所小學宣布將申請轉為「直資一條龍」，如果一切順利，將於明年九月逐步轉制。計劃中，小學每年學費高達四萬八千元，中學更達六萬元。這是第一所申請轉為直資的津貼名校，估計還會有多所名校效法轉制。
「直資名校」的出現，將從根本上改變本港教育制度的面貌，很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分化，甚至影響長遠的階層流動與社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聖保羅轉直資的標誌性意義，甚或超乎教統會的各項改革措施之上。
機會均等的傳統
一直以來，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y）是香港教育的重要傳統之一。在升中試時代，人人都有機會升讀名校，升讀大學，只要勤力、成績好便行。這個階段，我們可稱之為「績效主義」（meritocracy），進什麽學校看的是學生成績，而非出身背景，更不是付款能力。筆者很多出身貧窮家庭的同齡朋友，都是在實施免費普及教育之後，通過這樣的體制而晉身兩所老牌大學，教育制度也就成為了推動社會階層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有效途徑，而其中的篩選機制，也就締造了一群不一定出身富有的社會精英。
近十幾年的制度改革，打破了「績效主義」的傳統，其特點是就近入學、加強隨機，使小學到初中階段的學位分配過程中，學業成績因素的作用大大降低。我們或可稱之為「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當然，在新制度內，居住地段的因素也可能會有所影響，而面試比重上升也對中產階層有利；不過，整體而言，這些因素是較為邊緣性的，而且政府也不斷宣揚學校應該「教好」學生而非教「好學生」。因此，新制度的取向雖與「績效主義」不同，其機會平等的精神仍是一貫的。
直資學校兼公校私校之利
「直接資助」（Direct Subsidies Scheme, DSS）學校則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體制，它介乎公營與私營之間，一方面，它由非牟利團體主辦，按收生人數獲取政府資助，情況類近於津貼學校；另一方面，它可以收取學費，又有收生自主權，毋須受制於統一派位制度，在制度上也毋須依足官津校的規定，又有私校的影子。換言之，直資學校既擁有津校的公帑資助，又擁有私校的自由權與額外資源，縱觀世界各地的教育體制，類似的制度非常罕見。
這種體制究竟屬於公校還是私校呢？按照香港政府的分類，通常劃歸「私校」。提出開設「直資」學校的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一九八八年），就是希望通過「直資」成就一個「強大的私立學校體系」。不過這個歸類本來就值得質疑：第一，辦學者規定是非牟利團體；第二，學校的開支仍將以公帑為主。這兩點均與主流的津貼學校相似，把「直資」歸入「私校」之內，是有點牽強的。
「直資」與津校之間最重要的差別，是前者涉及巿場機制。由於學費和政府津貼都直接與收生人數掛鈎，所以能否收到足夠學生，就決定了學校的財源。津校則不同，政府包派位，包經費，可謂由政府「全包」。因此，比較而言，「直資」學校比津貼學校風險略高。多數津校不願意轉「直資」，部分原因正在於此（其他原因包括教師員工福利可能因轉制而受到影響等）。
過去十年，參加「直資」計劃的學校數量很少，主要有三類：一是傳統左派學校，二是原來的買位私校，三是近年新辦的學校（此外初期也吸引了少數國際學校參加）。這些學校名氣不算顯赫，或尚在草創時期，一不能收取高昂學費（倘收取高昂學費便要面對巨大風險），二也不致構成為主流津校的競爭對手，所以「直資」學校一直被視為處於整個制度的邊緣，並未引起社會重視。
但津貼名校轉為「直資」，勢將改變此一生態。
直資名校挾盛名而來，既然沒有收生不足之虞，便大可以提高學費水平。換言之，比起津校，它可以甄選學生，並且在政府資助的基礎之上再收取額外的高昂學費，盡享收生和資源上的優勢。而比起純粹的私校，它又擁有政府資助的優勢。這一點，連英美的貴族名校，也只能自歎不如。
直資名校將成為超級學校
因此，實際上，直資名校兼公校私校之利，同時挾多年津貼名校之勢，不要說津貼學校難以競爭，純粹的私校便難與之匹敵。可以說，這類學校的起點一開始已超前於其他學校。
從學生╱家長的角度看，要進入這些直資名校，主要是靠能夠付出高昂的學費（倘把課外活動也考慮在內，實際費用可能遠高於學費），付款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生入讀的機會，這便與升中試時期的「績效主義」剛好相反了。如果說升中試時期的精英主義是以學生能力為主導的話，直資名校時期的精英主義便帶有非常濃厚的階級色彩。
當然，直資名校多數會為貧窮子弟提供助學或獎學金，像英國在幾年前實施的「學位資助計劃」（Assisted Place Scheme），資助優秀的窮學生入讀高價名校，但其客觀效果，可能是把公營體系的優秀學生也一併吸收過去，使公校變成在資源上、生源上都難以與直資名校競爭的次等學校。無論如何，低下階層今後入讀「名校」的機會，即使智能相等，成績相當，都會比中上階層困難得多。
教育是低下階層向上流動的主要渠道，健康的社會也應當鼓勵低下階層通過教育渠道向上流動。如果愈來愈多津貼名校轉為高收費直資學校，而貧富懸殊又不斷加劇的話，低下階層對未來的希望就會愈來愈渺茫。
新加坡教育部一位高層負責人最近私下向筆者表示，很驚奇於香港的這類方案，直指這類方案容易引起社會分化（social divide）。旁觀者是否「心水清」，不得而知，但這一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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