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之死

2013-2-6 10: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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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曼悅，一位戀上文學的學院講師，成長於檳榔嶼，現居於吉隆坡。

 

香港作家也斯 (梁秉鈞) 於2013年1月5日在香港病逝。當他的死訊在兩天後向外公佈時，香港文學界及學術界 (梁生前也在嶺南大學任職教授)也都及時的紛紛向也斯家人致意，並悼念作家的離世。這是一位成長於香港舊時代的寫作人，他也是那個舊時代忠心勤勉的記錄者、闡述者、體驗者，透過他的文字，無論是詩抑或是小說，都以個人的視野將那個殖民的年代、那個自我身份定位存在著張力的年歲，經過時代的提煉和個人經歷的沉澱而將之呈現出來。

可以說，也斯的辭世也意味著一位“老”香港的文字記憶者的道別。香港媒體在簡單扼要的關於作家本人一生的寫作經歷的概述裡都蘊涵了這一層的意思。其他一些香港作家也都在他們各自的紀念專文中緬懷也斯在他終其一生的寫作生涯裡如何在文字上與老香港的年代產生交集。

那麼一位作家之死究竟意味著什麼？或者更仔細的說，一位小說家之死究竟在文字創作意象的層面上意味著什麼？就文學創作的層面來說，這些作品終於因著創作之源即作者本身的消逝而在精神意義上達致完成 (accomplished)。它也從此在閱讀經歷上只存在讀者那一方面的解讀或詮釋，不會再有作者修改文本的問題和可能性。當然，就一般對“遺產”(legacy) 一詞的了解來說，作家離世後也從此遺留下他/她的作品給這個世界，而人們或社會從此都可以藉著這些作品來感念、緬懷該位作家。這樣子的遺產可以是跨時代的，它也是跨越歷史脈絡的，儘管作品創作於作者所處當下獨特的時空條件裡，但作品本身的實質影響力卻可以超越作家本身的壽命。

也斯的去世讓我聯想到這幾年裡關於另外兩位作家之死的事件。一就是索忍尼辛 (Aleksandr Solzhenitsyn) 的死，這位“俄羅斯的良心”在蘇聯解體後回歸故土定居十餘年，於2008年病逝。俄羅斯在當時為他舉行莊嚴隆重的東正教儀式葬禮，成了舉國上下和國際的焦點。葬禮本身也表現出俄羅斯對這位大半生飽經患難的老作家的敬重。索忍尼辛終其一生竭力地以他最犀利和讓腐敗政權最膽戰心驚的武器——文字來對抗斯大林政權和它其下的勞役集中營體制。他或運用小說創作的形式，或採用紀實的手法，無不將斯大林政權裡的黑暗揭露出來，而這些都因著透過文字，不只讓本國俄羅斯大眾知曉，也超越語言和地域的局限，傳到了全世界。

另一位作家之死的事件就有高度的象徵意義了，因為那是一位生活在兩個多世紀前的作家。法國政府在2002年在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Sr.) 死後132年終於將他的靈樞移葬至先賢祠 (Panthéon) ，這樣子富含著禮儀的舉動也象徵式地表現出國家對一位作家，或就大仲馬更確切的來說，一位小說家的看重和其文學作品的肯定。大仲馬就像其他法國文學裡的殿堂級人物，如雨果 (Victor Hugo) 、佐拉 (Emile Zola)、伏爾泰(Voltaire) 等等為法國建構了極其重要的屬於法文的但也同時可以涵蓋世界的精神面貌。

而英國也將於今年適逢劉易斯 (C. S. Lewis) 的誕辰50週年在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 的詩人角 (Poet’s Corner) 為他設置紀念石。

以上這些個別例子或許可以讓人窺探一些國家是如何看待本國作家或文學家的，這些無數的時代的見證者和文學創作的實踐者，常常也是組成那個國家或甚至是在廣義的文學層面上的精神面貌和其豐富內涵的其中重要部分。

文學不是單純局限在私我的範疇裡，它也是屬於公共的，當然也在涉入、改造、批判、捍衛公共領域裡無法缺席。文學創作即是工具也是目的。它為現今把脈，抗衡眾數的規範；它憑弔過去，透過文字回憶逝去的歲月；它也嘗試為未來劃下輪廓，開展可能性的視野。這一切都不能靠單單非常狹隘的理解文學的“文”字而得來的。

也斯的離世，是一位作家之死。他從此被他的作品和文字所涵蓋，他 (最起碼對他的讀者而言) 也永遠活在他所構築的想像世界裡，無論這個世界是反映作家身處的現實世界，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