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P18 | 時事評論 | 新思維網絡 | By 陳智傑 2010-11-30
幸好香港沒有「直資醫院」這回事──公立和私營醫院涇渭分明，公立醫院的公費醫療，以全民和平等的方式照顧所有香港人；財力有餘的市民，則於私營醫療市場尋找進一步的服務。如果政府容許部分知名的公立醫院「直資化」：讓他們先按病人求診數目取得公帑資助，再以改善醫生對病人比例、提供多元服務為由調整診金、藥費和住院費，並加開醫生巡房費、「名醫」及「特效療法」額外雜費等，相信香港早已「民變四起」。
不過，同樣是社會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同樣是與市民福祉息息相關的公共政策，社會對教育事務的輿論，似乎顯得有點弔詭。政府每年撥予教育政策的撥款，至少佔總體公共開支兩成或以上，較醫療衛生的公帑份額還要高；但輿論對把用於教育的公共資源「半私有化」（維持公帑資助，卻局部免除監察措施） 的直資政策，卻一直鮮有認真地檢討。別忘了：直資學校每收一名學生，每學年便可獲得二萬八千多元（小一學生） 至五萬六千多元（中七學生）的公費資助；而門庭若市的「直資名校」，他們所獲得的經常性公帑資助額更未必會低於一般津貼學校。
一所每學年都可獲得相當份額的公帑津貼的學校，在財政度支、學費調整和開徵收費上是否應擁有近乎私立學校般的自主權？為何有直資中學一年的學費，竟然較大學本科生的學費還要高？是否只要有「大部分家長」的支持，學校便可理所當然地加學費？高昂的學費及難以預測的雜費，會否使基層家庭於報讀前三思？
望子成龍大於一切
雖然隱伏多時的直資學校管治弊病終見天日，並惹來傳媒及立法會的跟進；但我預料「公共資源半私有化」這政策問題，將不會受到公眾太大的質問。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望子成龍大於一切的華人社會傳統。只要家長對名校趨之若鶩、又有人於傳媒不斷把「私營化的彈性」等同於優質教學（難道官校和津校的老師就做不到多元教學嗎？），直資政策便會繼續發展下去，最多便於賬目交待上作出一些修修補補的監察要求。公帑是否運用得宜、公共資源「半私有化」會引致甚麼社會後果，在望子成龍的主流心態下，可能真的不是太大的問題。難怪在直資學校的管治問題東窗事發後，仍有家長替肇事學校說好話、部分家長更對於學校在盈餘和儲備充盈下加學費表示理解──只要他們相信學校能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學，有關公共政策的社會問題，大概都是次要的。
而最讓我嘆為觀止的，是有直資學校中人竟然公開批評審計署「以會計方式查數」──所謂的會計方式，就是以標準、具透明度的出納記賬方式，顯示一所機構的財政健康狀況，並及早發現不尋常的資金和資產轉移。會計方式會因行業而微調，但普遍適用於商業機構、政府及公營部門、公私合營機構以至非政府組織，但何解唯獨直資學校便要特別看待？
也許在「會計記賬」這技術層面上，直資學校是否有問題仍有商討之處；但公共論述對今次直資學校風波的焦點，無理由只停留在「會計問題」的技術討論。校政監管、服務招標程序、是否撥出足夠資金作為獎助學金，只是探討直資政策問題的引子；直資學校的政策，會否或是否已引起「公共資源半私有化」、影響基層家庭選讀學校、以至長遠來說會否使公帑津貼一些收費高昂的「類私校」，更是社會應該開始認真反思的問題。另一方面，政府亦應開始蒐集直資學校的入學及派位資料、收入來源與開支比例、學生家庭背景、學費及雜費等數據，研究這些數據於直資政策實行以來的變化，嘗試分析直資政策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
一小撮學校富起來
學生的家境差異和名校所享有的優勢，也許是難以改變的現實；但公共政策──尤其是公帑運用的政策目標，理應是設法收窄、而非擴大這些差異。檢討直資政策，誠然無法改變望子成龍、爭入名校的風氣，但可以反思早期教育改革中「拆牆鬆綁」的主張。學校按自己「有本事」收多少學生作為公帑資助的準則，並對校政及財政有更大的自主權，原意是希望改善教學質素；但這卻會促成「強者愈強」、「一小撮學校富起來」的局面。
原本已經名氣大、報讀人數多、不愁捐款的學校，除了從收生數目獲得相應的公帑資助外，更有自由度從家長及外界汲取更多資源、精益求精，反過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名氣，吸引更多表現優異及家境富裕的學生來報讀。與此同時，讓學校有更大的收生自主權，原意是希望改變「成績就是一切」的思維，但卻衍生出「名校面試訓練班」、把子女操練為琴棋書畫樣樣皆能的「多元課外活動天才」作為入學優勢等怪現象──這就是我們希望見到的多元教學嗎？
窮學生家境清貧、沒錢培養「多元」的課外活動興趣，是不幸；但把「家境」和「多元興趣」直接或間接地制度化為升學優勢，則是政府或學校的錯。這次直資風波，正好讓社會反思這些可能已經出現的問題。新力量網絡秘書
P18 | 時事評論 | 新思維網絡 | By 陳智傑 2010-11-30
幸好香港沒有「直資醫院」這回事──公立和私營醫院涇渭分明，公立醫院的公費醫療，以全民和平等的方式照顧所有香港人；財力有餘的市民，則於私營醫療市場尋找進一步的服務。如果政府容許部分知名的公立醫院「直資化」：讓他們先按病人求診數目取得公帑資助，再以改善醫生對病人比例、提供多元服務為由調整診金、藥費和住院費，並加開醫生巡房費、「名醫」及「特效療法」額外雜費等，相信香港早已「民變四起」。
不過，同樣是社會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務、同樣是與市民福祉息息相關的公共政策，社會對教育事務的輿論，似乎顯得有點弔詭。政府每年撥予教育政策的撥款，至少佔總體公共開支兩成或以上，較醫療衛生的公帑份額還要高；但輿論對把用於教育的公共資源「半私有化」（維持公帑資助，卻局部免除監察措施） 的直資政策，卻一直鮮有認真地檢討。別忘了：直資學校每收一名學生，每學年便可獲得二萬八千多元（小一學生） 至五萬六千多元（中七學生）的公費資助；而門庭若市的「直資名校」，他們所獲得的經常性公帑資助額更未必會低於一般津貼學校。
一所每學年都可獲得相當份額的公帑津貼的學校，在財政度支、學費調整和開徵收費上是否應擁有近乎私立學校般的自主權？為何有直資中學一年的學費，竟然較大學本科生的學費還要高？是否只要有「大部分家長」的支持，學校便可理所當然地加學費？高昂的學費及難以預測的雜費，會否使基層家庭於報讀前三思？
望子成龍大於一切
雖然隱伏多時的直資學校管治弊病終見天日，並惹來傳媒及立法會的跟進；但我預料「公共資源半私有化」這政策問題，將不會受到公眾太大的質問。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望子成龍大於一切的華人社會傳統。只要家長對名校趨之若鶩、又有人於傳媒不斷把「私營化的彈性」等同於優質教學（難道官校和津校的老師就做不到多元教學嗎？），直資政策便會繼續發展下去，最多便於賬目交待上作出一些修修補補的監察要求。公帑是否運用得宜、公共資源「半私有化」會引致甚麼社會後果，在望子成龍的主流心態下，可能真的不是太大的問題。難怪在直資學校的管治問題東窗事發後，仍有家長替肇事學校說好話、部分家長更對於學校在盈餘和儲備充盈下加學費表示理解──只要他們相信學校能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學，有關公共政策的社會問題，大概都是次要的。
而最讓我嘆為觀止的，是有直資學校中人竟然公開批評審計署「以會計方式查數」──所謂的會計方式，就是以標準、具透明度的出納記賬方式，顯示一所機構的財政健康狀況，並及早發現不尋常的資金和資產轉移。會計方式會因行業而微調，但普遍適用於商業機構、政府及公營部門、公私合營機構以至非政府組織，但何解唯獨直資學校便要特別看待？
也許在「會計記賬」這技術層面上，直資學校是否有問題仍有商討之處；但公共論述對今次直資學校風波的焦點，無理由只停留在「會計問題」的技術討論。校政監管、服務招標程序、是否撥出足夠資金作為獎助學金，只是探討直資政策問題的引子；直資學校的政策，會否或是否已引起「公共資源半私有化」、影響基層家庭選讀學校、以至長遠來說會否使公帑津貼一些收費高昂的「類私校」，更是社會應該開始認真反思的問題。另一方面，政府亦應開始蒐集直資學校的入學及派位資料、收入來源與開支比例、學生家庭背景、學費及雜費等數據，研究這些數據於直資政策實行以來的變化，嘗試分析直資政策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
一小撮學校富起來
學生的家境差異和名校所享有的優勢，也許是難以改變的現實；但公共政策──尤其是公帑運用的政策目標，理應是設法收窄、而非擴大這些差異。檢討直資政策，誠然無法改變望子成龍、爭入名校的風氣，但可以反思早期教育改革中「拆牆鬆綁」的主張。學校按自己「有本事」收多少學生作為公帑資助的準則，並對校政及財政有更大的自主權，原意是希望改善教學質素；但這卻會促成「強者愈強」、「一小撮學校富起來」的局面。
原本已經名氣大、報讀人數多、不愁捐款的學校，除了從收生數目獲得相應的公帑資助外，更有自由度從家長及外界汲取更多資源、精益求精，反過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名氣，吸引更多表現優異及家境富裕的學生來報讀。與此同時，讓學校有更大的收生自主權，原意是希望改變「成績就是一切」的思維，但卻衍生出「名校面試訓練班」、把子女操練為琴棋書畫樣樣皆能的「多元課外活動天才」作為入學優勢等怪現象──這就是我們希望見到的多元教學嗎？
窮學生家境清貧、沒錢培養「多元」的課外活動興趣，是不幸；但把「家境」和「多元興趣」直接或間接地制度化為升學優勢，則是政府或學校的錯。這次直資風波，正好讓社會反思這些可能已經出現的問題。新力量網絡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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