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P24 | 時事評論 | 教育評論 | By 程介明 2010-10-29
上周提到，在人才流動普遍而頻繁的今天，一個地方的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很難有一個直接的對應關係。一個地方可以有大量的人才輸出，也可以有大量的人才輸入，而且兩者往往同時發生。同樣，一個地方的教育，即使基礎教育完全是為了本地居民的子女，這些子女長大了往往就不在本地升學，也不大會成為本地經濟的人才。本地的教育，假如有基礎教育以上的專上教育，大都不一定會留在原地就業或者升學（本地也大都不會有大學）；到外地升學畢業以後，也大都不會回到老家就業。
人才高低不拘來源
在中國，也許只有北京與上海市例外。北京、上海的大學，招了許多外地學生，畢業後大家都想留在當地，成了北京與上海的人力資源。在其他地方，學生出去就不大會回來了。這也許是一個常規，世界上到處一樣，只是在中國變化太快，城鄉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落差頗大，因此就更明顯了。
於是出現了規劃人才與教育之間的差異。上周談到的地方像順德，要是認真規劃人才，就要想辦法往外招工，一方面想辦法招來最好的高級人才，另一方面招來最便宜好使的低價勞工。不論是高檔還是低檔，人才的來源不拘，沒有道理、也沒有可能把人才的來源局限在本地。
當然，這樣的人才規劃會受到許多因素制約：本地經濟的發展格局、生產模式、投資形勢，以及本地老百姓的就業與生計（例如工資漲落、住房供求）。
這樣的規劃遇到的挑戰，也許是人力資源不足（聘不到高級人才、招不到低價勞工），也許是人力資源過剩，或是外來人才與本地人才搶飯碗。
規劃教育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基礎教育辦得好，群眾的標誌也許是升學的學生數目；要是本地沒有大學的，到外地升學的愈多，就證明本地的基礎教育愈成功。
考慮的是學生個人的出路與前景，而不是本地經濟的人才需要。
假如本地有大學，高等教育辦得好，標誌是，一、是否能夠在全國各地，甚至全球招到更多的、更好的學生，而不是要本地學生盡量留在本地念書；二、高校畢業生是否能夠在全國甚至全球最受歡迎，而不是要畢業生盡量留在本地工作。
總之，由於學生和畢業生的自由流動，本地的經濟已經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地培養的人才；本地的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服務於本地的人才需求。
教育產出符合經濟
在計劃經濟的時代，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的。
在計劃經濟時代，教育規劃是經濟規劃的一部分。
教育的產出，要恰恰符合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雖然那時候中國不用這個詞兒）需求。但是要達到這樣的「境界」，首先就要讓學生和畢業生絕對服從國家的計劃（叫做「服從分配」）。院校沒有「計劃外」的招生；學生沒有自由的「計劃外」流動；畢業生也不會有「計劃外」的「分配」（就業）。
經濟需要什麼，教育就「生產」什麼。經濟發展幾乎是規劃教育的唯一根據（當然在中國還加上政治思想要求）。
計劃經濟的優劣，不需要這裏來評論。反正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結束的當兒，傳聞北京一家鋼鐵廠出現了八個工程師對一個技術員的奇景；足以說明，經濟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不是任何強勢的人為規劃可以輕易左右的。再嚴格的人力規劃，也無法「擺平」單位裏面的人力資源配套。但是要不是開放改革，這樣的情形還會繼續下去，因為那時候教育的功能就是按照經濟發展的需求，供應人力資源。
記得聽教育經濟大師Mark Blaug 說過，八十年代初，他首次訪問中國，陪同的翻譯，詳細介紹了當時的人力與教育規劃的做法，他覺得不可思議。那位翻譯反問： 「每年這麼多人畢業，要進入這麼多的職位，你們資本主義社會是怎麼做的？」Mark Blaug 告訴她是靠市場的自動調節，這次輪到那位翻譯感到不可思議。
可見人力規劃是一種思維方式，不單單是一種制度或者方法。
只看經濟空談國際
嚴格的計劃經濟已經成為歷史，但是計劃經濟的思維，還會深深地停留在人們的腦袋裏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關於「人才」的觀念。或者現代化一點，是「人力資源」的觀念，更具體一點，是教育與人力資源的關係。
但是教育服從經濟的思維，絕對不限於社會主義國家。1963 年著名的地中海發展計劃，就是研究地中海周圍六個經濟不太發達的國家，從預測人力需求出發，希望在有限的年度裏，通過教育培養出相應的人才，以促進經濟發展。教育在決策者的眼中，不過是供應人才的器具；規劃教育，再無其他目的。
在典型的工業社會中，人才是一個金字塔，教育也是一個金字塔。那時候，教育的任務是如何培養極少數的精英，作為金字塔頂尖的領導人物；大多數人是教育制度的淘汰對象，他們為工廠和社會底層輸送勞動大軍。那時候，規劃教育與規劃人才，完全是一回事。完成了各級的領導人才、技術人才的培訓，教育的任務也就完成了。第一，給淘汰出局的，對不起，不再是教育範圍的事；第二，供應人力資源以外，對不起，也不是教育政策關心的事。
社會變了，人們對教育的期望也不一樣了。
假如教育完全是為了經濟發展（所謂人才培養），那麼，經濟以外的生活如何準備？每個人除了經濟生活（職業）以外，也有他的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思想生活、餘暇生活；要面對退休、老年、失業、病痛；現在還要面對日益頻繁而無法預計的自然災禍、人為戰亂、社會動盪、經濟危機。教育可以置身事外嗎？
香港最近常常談到「教育樞紐」。人們很自然的想法是，香港的大學（甚至中學）多吸收一些外地學生，他們畢業以後，讓他們留在香港工作；招收的若是高材生，畢業的也是優秀人物，香港的人力資源豈非愈來愈強？
試想一下，假如我們香港的大學生，腦袋裏面就只是想着香港的經濟發展，又談什麼國際視野？香港又如何會成為真正的國際都市？
程介明
P24 | 時事評論 | 教育評論 | By 程介明 2010-10-29
上周提到，在人才流動普遍而頻繁的今天，一個地方的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很難有一個直接的對應關係。一個地方可以有大量的人才輸出，也可以有大量的人才輸入，而且兩者往往同時發生。同樣，一個地方的教育，即使基礎教育完全是為了本地居民的子女，這些子女長大了往往就不在本地升學，也不大會成為本地經濟的人才。本地的教育，假如有基礎教育以上的專上教育，大都不一定會留在原地就業或者升學（本地也大都不會有大學）；到外地升學畢業以後，也大都不會回到老家就業。
人才高低不拘來源
在中國，也許只有北京與上海市例外。北京、上海的大學，招了許多外地學生，畢業後大家都想留在當地，成了北京與上海的人力資源。在其他地方，學生出去就不大會回來了。這也許是一個常規，世界上到處一樣，只是在中國變化太快，城鄉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落差頗大，因此就更明顯了。
於是出現了規劃人才與教育之間的差異。上周談到的地方像順德，要是認真規劃人才，就要想辦法往外招工，一方面想辦法招來最好的高級人才，另一方面招來最便宜好使的低價勞工。不論是高檔還是低檔，人才的來源不拘，沒有道理、也沒有可能把人才的來源局限在本地。
當然，這樣的人才規劃會受到許多因素制約：本地經濟的發展格局、生產模式、投資形勢，以及本地老百姓的就業與生計（例如工資漲落、住房供求）。
這樣的規劃遇到的挑戰，也許是人力資源不足（聘不到高級人才、招不到低價勞工），也許是人力資源過剩，或是外來人才與本地人才搶飯碗。
規劃教育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基礎教育辦得好，群眾的標誌也許是升學的學生數目；要是本地沒有大學的，到外地升學的愈多，就證明本地的基礎教育愈成功。
考慮的是學生個人的出路與前景，而不是本地經濟的人才需要。
假如本地有大學，高等教育辦得好，標誌是，一、是否能夠在全國各地，甚至全球招到更多的、更好的學生，而不是要本地學生盡量留在本地念書；二、高校畢業生是否能夠在全國甚至全球最受歡迎，而不是要畢業生盡量留在本地工作。
總之，由於學生和畢業生的自由流動，本地的經濟已經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地培養的人才；本地的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服務於本地的人才需求。
教育產出符合經濟
在計劃經濟的時代，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的。
在計劃經濟時代，教育規劃是經濟規劃的一部分。
教育的產出，要恰恰符合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雖然那時候中國不用這個詞兒）需求。但是要達到這樣的「境界」，首先就要讓學生和畢業生絕對服從國家的計劃（叫做「服從分配」）。院校沒有「計劃外」的招生；學生沒有自由的「計劃外」流動；畢業生也不會有「計劃外」的「分配」（就業）。
經濟需要什麼，教育就「生產」什麼。經濟發展幾乎是規劃教育的唯一根據（當然在中國還加上政治思想要求）。
計劃經濟的優劣，不需要這裏來評論。反正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結束的當兒，傳聞北京一家鋼鐵廠出現了八個工程師對一個技術員的奇景；足以說明，經濟發展有它自己的規律，不是任何強勢的人為規劃可以輕易左右的。再嚴格的人力規劃，也無法「擺平」單位裏面的人力資源配套。但是要不是開放改革，這樣的情形還會繼續下去，因為那時候教育的功能就是按照經濟發展的需求，供應人力資源。
記得聽教育經濟大師Mark Blaug 說過，八十年代初，他首次訪問中國，陪同的翻譯，詳細介紹了當時的人力與教育規劃的做法，他覺得不可思議。那位翻譯反問： 「每年這麼多人畢業，要進入這麼多的職位，你們資本主義社會是怎麼做的？」Mark Blaug 告訴她是靠市場的自動調節，這次輪到那位翻譯感到不可思議。
可見人力規劃是一種思維方式，不單單是一種制度或者方法。
只看經濟空談國際
嚴格的計劃經濟已經成為歷史，但是計劃經濟的思維，還會深深地停留在人們的腦袋裏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關於「人才」的觀念。或者現代化一點，是「人力資源」的觀念，更具體一點，是教育與人力資源的關係。
但是教育服從經濟的思維，絕對不限於社會主義國家。1963 年著名的地中海發展計劃，就是研究地中海周圍六個經濟不太發達的國家，從預測人力需求出發，希望在有限的年度裏，通過教育培養出相應的人才，以促進經濟發展。教育在決策者的眼中，不過是供應人才的器具；規劃教育，再無其他目的。
在典型的工業社會中，人才是一個金字塔，教育也是一個金字塔。那時候，教育的任務是如何培養極少數的精英，作為金字塔頂尖的領導人物；大多數人是教育制度的淘汰對象，他們為工廠和社會底層輸送勞動大軍。那時候，規劃教育與規劃人才，完全是一回事。完成了各級的領導人才、技術人才的培訓，教育的任務也就完成了。第一，給淘汰出局的，對不起，不再是教育範圍的事；第二，供應人力資源以外，對不起，也不是教育政策關心的事。
社會變了，人們對教育的期望也不一樣了。
假如教育完全是為了經濟發展（所謂人才培養），那麼，經濟以外的生活如何準備？每個人除了經濟生活（職業）以外，也有他的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思想生活、餘暇生活；要面對退休、老年、失業、病痛；現在還要面對日益頻繁而無法預計的自然災禍、人為戰亂、社會動盪、經濟危機。教育可以置身事外嗎？
香港最近常常談到「教育樞紐」。人們很自然的想法是，香港的大學（甚至中學）多吸收一些外地學生，他們畢業以後，讓他們留在香港工作；招收的若是高材生，畢業的也是優秀人物，香港的人力資源豈非愈來愈強？
試想一下，假如我們香港的大學生，腦袋裏面就只是想着香港的經濟發展，又談什麼國際視野？香港又如何會成為真正的國際都市？
程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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