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P03 | 周日話題 | By 龐永欣 2010-11-21
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在網誌撰文，批評政府強迫官中參加「自願縮班」計劃，說這只會令更多學校加入直資行列，轉為收費學校，剝削低下階層子弟靠努力和成績入讀好學校，教育作為社會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因此將會大受影響。香港的教育政策明實不符，表裏不一，大家都見怪不怪了。新高中用一個文憑試來取代兩個會考，竟說是「避免一試定生死」；教學語言明明是大變，稱作「微調」；政府是官校的「辦學團體」，對官校來說，明明「強迫」縮班，計劃只叫「自願優化班級結構」。然而， 「官中縮班」、「鼓勵直資」、「社會流動」三者也不該劃上等號或給予邏輯關係。下文嘗試從這幾方面分析。
文龐永欣（前直資中學校長）
教育局硬把學生按成績分為人數相若的三組作升中派位，在學童人口下降的情况下，每一組別學生人數都會減少，理論上每一組別學校都應該出現空額。但家長偏好第一組別， 「不選不派」令空額向第三組別學校那邊走，孫明揚局長說這會帶來「上移錯配」現象，並沒有錯。
精英主義的指揮棒
問題是：學校收生是否應以成績為標準？在歐美各國，甚至亞洲日本，都以學童居住地區為收生標準。不少日本學校對收「差生」不以為忤，還認為個別差異可令課堂討論更多角度、更豐富。香港人就是不吃這一套，聽到學校名稱後第一條問題就是「Band 幾？」，學校結果為搶Band 1 學生而惡鬥，希望用「升呢」鞏固生源，避免殺校。因此可說今天「殺校」這支指揮棒，正令香港學校共同奏出「精英主義」樂章。
然而，Band 1 學校如何培育「精英」呢？這多少是個謎。不少系出Band 1 名門的畢業生說：學校的確很難入，但並不特別好，教師亦非特別愛護學生，學校只是把學習動力較強的同學聚起來，他們的成績自然會作自我保證，這跟學校的教學好壞關係不大。
林台長對「英皇」母校情深，又學校每將收來的Band 1 學生培育至出類拔萃，甚是難得，因此不願看見學校遭減班措施所影響。然而，香港也有不少Band 3 學校畢業生，就像人人都有父母一樣，都會懷念「教我育我」的母校，假如大家不齊齊減班，他們的母校將首先遭殺掉，這也是不公平啊！
小班教學的關鍵？
當然， 「不減班即殺校」是基於「不推行小班教學」的假設上。有人說這正是推行小班教學的好時機，但討論還未開始，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就指出這會令每年教育開支由二百億暴增至四百億；在眾人追問下，局長才承認數字只是「隨便講講」而已。及後有人又再問小班教學問題，局長索性說：現在只談削班，將來有條件時才談小班教學。但這些「條件」是什麼？無人知曉。
小班教學並非萬應靈丹，有人甚至取笑說：香港教師根本不懂得利用小班教學，因此是「倒錢落海」的措施。但若問你喜歡子女在四十人一班還是二十人一班的課室上課？大部分人仍會答後者，可見大家並非不願看到小班教學成功，而是懷疑可否成功。然而，這是個雞與雞蛋的問題，習慣大班教學的老師，要重新學習的東西確不少，但不推行小班教學，這理想就永遠達不到了。我們應該擔心的，是要負責統籌和落實計劃的教育局，有沒有事前周詳考慮和臨事應變的能力？這一點從新高中推行，把通識定為必修科，以及對少數族裔推行語文政策可見一斑。
鼓勵轉直資？
直資計劃早在一九八八年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之前，以《香港私立學校的前景》諮詢文件提出。當年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挽救私校，亦有說這是為了解決左派學校的收生問題。當年的官津校一律要參加中央派位，左校若變為津校，政府怕派去的學生不肯入讀，若變為私校自行收生，學校又會失去政府資助的資格，直資計劃令左校按自行收生的人數得到資助，這令政府省錢，學校自主，是個解決方法。然而，在相信「市場萬能」「競爭最好」的右派思潮下，直資計劃還被視為打破香港學校「了無生氣」的方法。
可是，計劃提出後的一段頗長的時間內，儘管政府大力游說，傳統名校並不感興趣。既然收生不是問題，政府的津貼又夠用，為什麼要參加直資計劃？後來參加這計劃的學校多了，主因是政府對官津校強分中中、英中政策，又不斷限制原屬小學生直升中學所致。
直資計劃是政府自己一手製造出來，讓學校避開認為是不合理政策和規管的方法。原初的直資學校，學費並不高，甚至出現只收政府的按額津貼、不收學費的直資學校。傳統名校發現變身直資校後「生機處處」，可以打造為「勞斯萊斯級」學校，只是後話。
當年教育擴張，學額不足，政府官員只懂批建新校，不理會人口趨勢的警號，什麼時間縮班殺校，是留給下任官員處理的問題。市民要養貓養狗，政府也會叫人小心考慮，說這是長期責任。然而，在建校殺校問題上，政府應當明白這是個關乎體制內教師學生命運、香港教育前途的問題，卻顯得毫無規劃，只待到時把收生不足的學校殺掉便算。當然，市場基要主義者會補充說，市場是上帝，現在上帝不要你，就是你該死的原因。
在這次「齊齊縮班」建議中，我倒有幾分同情孫局長，他確有些避免殺校局面出現的真誠願望，如果小班教學爭取不到，他提出的辦法也是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因此個人不覺得這是為了鼓勵學校轉直資的措施。然而，縮班措施最終會否令傳統名校因為要避開局長要求縮班的壓力而轉直資，則是個待考問題。
我在二○○二年出任直資學校校長。上任初期吃驚地發現，政府對直資學校財務管理的指示，原來只有兩頁紙，毫不清晰。屈指一算，當時直資學校已存在十多年了，究竟這些年間負責的官員在幹些什麼？既然沒有指示，我只好心安理得，就把這當作是給予直資學校的「發展空間」吧！
直資學校的財政管理
但我錯了，原來紙上沒有寫的不明文規矩多得很，只是待你觸犯後才告訴你！例如，學校什麼支出可由「政府津貼」支付？什麼應由「學費」支付，只有原則一句：為教學用途或利益歸於學生的，可由政府津貼支付。但學校裏的活動和事務，又有什麼不是最終令學生得益的呢？
另一例子是我的學校不設高級教席職位，負責特別職務的「主任」只領額外津貼，這大概是直資學校可以發揮的「人事管理」空間吧！局方的審計員到校查數，硬說這是不可以由政府津貼支付的「人工」，要改由學費帳支付，理由是官津學校沒有這種支出。政府一方面強調直資學校要按使命自行建立適用的制度，另一方面卻要直資跟津貼學校完全看齊，原來「發展空間」是要靠學校「收學費」來實現的，真是費解。這裏有兩個可能性：一是高官在出「彈弓手」說假話，一是他們的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些什麼。
官津學校校長只能按既定財務章程辦事，班數多少不但決定教師人數，還有教師中各職級的比例，校長不必理會他們的薪點，每月自然有政府津貼付薪。但直資學校始終是財政獨立自主，每年必須做好收支分析（break-even analysis）、財務預測（financial projections）、風險管理（riskmanagement）等。但大部分校長都不是經濟或財務專家，要學也要時間。
或問：政府不是規定校長必須先完成訓練課程，持證上崗嗎？對，我也參加過這些課程，但負責教學的「資深」校長，還沒有一個管理過直資學校，財務篇全是跟直資學校毫不相干的什麼「營辦津貼」（Operating Expenses Block Grant）管理，只適用於官津校。這一點我在上課時提出過，但沒有用。
去年的臻美黃乾亨事件，揭露了直資校的財務管理問題和需要，有關當局亦曾亡羊補牢，跟所謂「直資學校議會」商討，發表「好榜樣指引」（Guide of Good Practices）。然而，該會只屬「聯誼」性質，各人自願參加，參加者並沒有給予該會代表各學校的地位資格，教育局以為「搞掂」議會的頭頭，即表示直資學校都同意該指引，是項錯誤；此外，該指引只談「好榜樣」，什麼是「不准做」或「違規」事情也全欠奉。
社會流動
再回到林台長那裏。林台長可能並非鼓勵「精英主義」，而是懼怕教育作為社會流動階梯的作用被棄掉。林台長從前可能是教育作為社會流動階梯的受益人（我也是），因此特別關心這題目。其實，香港家長並非不明白教育對下一代的重要，因此節衣縮食也要花錢在教育上，以「繳費」方式來保證子女永不落後，花寃枉錢也不介意。林台長有否留意到，在今天教育制度的各環節內，充斥着各種不是育才而是斂財的活動？例如：幼稚園假家校會之名辦收費的「入教班」，收費昂貴家長仍趨之若鶩的幼兒「遊玩班」，林立的補習社，由教你如何預備「入學面試」到會考如何「摘A」都有。即使明知這些「教育活動」是假，也甘願付錢。
其實，最影響社會流動是高等教育，因此最值得關注和憂慮。今天政府以「高等教育產業化」為名，打算實行的是專益有錢人子弟、最不公平的政策。此外，接受資助的大學正無聲無息地擴大「非聯招」收生比例，讓窮家子弟以會考成績爭取入大學的機會不斷縮減，副學士學費貴得驚人，成績稍遜的學生無錢讀不起，因此沒有翻身機會，將來的私立大學自負盈虧，收生不能不見錢開眼，上大學者無寒門，讀副學士者皆貴族不是指日可待嗎？
結語
在八十年代直資計劃提出來的時候，不少教育同工曾警告這將導致精英主義。但香港人只懼怕「平庸主義」，分秒都怕「輸給新加坡」，又信奉「市場競爭」為神明，認為最佳的資源分配辦法，處處要「大市場小政府」，教育就看成是人力投資，政府只花國民收入的4%辦教育，引以為傲。
有學者曾指出， 香港教育的「市場化」（marketization） 很獨特， 一方面鼓勵市場競爭， 另一方面又實行官僚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我個人認為，假如政府官僚能致力製定和執行合理的市場規範，競爭還有機會公平一點，但官僚永遠滯後，除非不得已，否則是「不變應萬變」，明天轉個位就可以把問題留給下一手了。今天要縮班殺校是一例，直資學校的規管問題又是一例。
P03 | 周日話題 | By 龐永欣 2010-11-21
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在網誌撰文，批評政府強迫官中參加「自願縮班」計劃，說這只會令更多學校加入直資行列，轉為收費學校，剝削低下階層子弟靠努力和成績入讀好學校，教育作為社會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因此將會大受影響。香港的教育政策明實不符，表裏不一，大家都見怪不怪了。新高中用一個文憑試來取代兩個會考，竟說是「避免一試定生死」；教學語言明明是大變，稱作「微調」；政府是官校的「辦學團體」，對官校來說，明明「強迫」縮班，計劃只叫「自願優化班級結構」。然而， 「官中縮班」、「鼓勵直資」、「社會流動」三者也不該劃上等號或給予邏輯關係。下文嘗試從這幾方面分析。
文龐永欣（前直資中學校長）
教育局硬把學生按成績分為人數相若的三組作升中派位，在學童人口下降的情况下，每一組別學生人數都會減少，理論上每一組別學校都應該出現空額。但家長偏好第一組別， 「不選不派」令空額向第三組別學校那邊走，孫明揚局長說這會帶來「上移錯配」現象，並沒有錯。
精英主義的指揮棒
問題是：學校收生是否應以成績為標準？在歐美各國，甚至亞洲日本，都以學童居住地區為收生標準。不少日本學校對收「差生」不以為忤，還認為個別差異可令課堂討論更多角度、更豐富。香港人就是不吃這一套，聽到學校名稱後第一條問題就是「Band 幾？」，學校結果為搶Band 1 學生而惡鬥，希望用「升呢」鞏固生源，避免殺校。因此可說今天「殺校」這支指揮棒，正令香港學校共同奏出「精英主義」樂章。
然而，Band 1 學校如何培育「精英」呢？這多少是個謎。不少系出Band 1 名門的畢業生說：學校的確很難入，但並不特別好，教師亦非特別愛護學生，學校只是把學習動力較強的同學聚起來，他們的成績自然會作自我保證，這跟學校的教學好壞關係不大。
林台長對「英皇」母校情深，又學校每將收來的Band 1 學生培育至出類拔萃，甚是難得，因此不願看見學校遭減班措施所影響。然而，香港也有不少Band 3 學校畢業生，就像人人都有父母一樣，都會懷念「教我育我」的母校，假如大家不齊齊減班，他們的母校將首先遭殺掉，這也是不公平啊！
小班教學的關鍵？
當然， 「不減班即殺校」是基於「不推行小班教學」的假設上。有人說這正是推行小班教學的好時機，但討論還未開始，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就指出這會令每年教育開支由二百億暴增至四百億；在眾人追問下，局長才承認數字只是「隨便講講」而已。及後有人又再問小班教學問題，局長索性說：現在只談削班，將來有條件時才談小班教學。但這些「條件」是什麼？無人知曉。
小班教學並非萬應靈丹，有人甚至取笑說：香港教師根本不懂得利用小班教學，因此是「倒錢落海」的措施。但若問你喜歡子女在四十人一班還是二十人一班的課室上課？大部分人仍會答後者，可見大家並非不願看到小班教學成功，而是懷疑可否成功。然而，這是個雞與雞蛋的問題，習慣大班教學的老師，要重新學習的東西確不少，但不推行小班教學，這理想就永遠達不到了。我們應該擔心的，是要負責統籌和落實計劃的教育局，有沒有事前周詳考慮和臨事應變的能力？這一點從新高中推行，把通識定為必修科，以及對少數族裔推行語文政策可見一斑。
鼓勵轉直資？
直資計劃早在一九八八年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之前，以《香港私立學校的前景》諮詢文件提出。當年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挽救私校，亦有說這是為了解決左派學校的收生問題。當年的官津校一律要參加中央派位，左校若變為津校，政府怕派去的學生不肯入讀，若變為私校自行收生，學校又會失去政府資助的資格，直資計劃令左校按自行收生的人數得到資助，這令政府省錢，學校自主，是個解決方法。然而，在相信「市場萬能」「競爭最好」的右派思潮下，直資計劃還被視為打破香港學校「了無生氣」的方法。
可是，計劃提出後的一段頗長的時間內，儘管政府大力游說，傳統名校並不感興趣。既然收生不是問題，政府的津貼又夠用，為什麼要參加直資計劃？後來參加這計劃的學校多了，主因是政府對官津校強分中中、英中政策，又不斷限制原屬小學生直升中學所致。
直資計劃是政府自己一手製造出來，讓學校避開認為是不合理政策和規管的方法。原初的直資學校，學費並不高，甚至出現只收政府的按額津貼、不收學費的直資學校。傳統名校發現變身直資校後「生機處處」，可以打造為「勞斯萊斯級」學校，只是後話。
當年教育擴張，學額不足，政府官員只懂批建新校，不理會人口趨勢的警號，什麼時間縮班殺校，是留給下任官員處理的問題。市民要養貓養狗，政府也會叫人小心考慮，說這是長期責任。然而，在建校殺校問題上，政府應當明白這是個關乎體制內教師學生命運、香港教育前途的問題，卻顯得毫無規劃，只待到時把收生不足的學校殺掉便算。當然，市場基要主義者會補充說，市場是上帝，現在上帝不要你，就是你該死的原因。
在這次「齊齊縮班」建議中，我倒有幾分同情孫局長，他確有些避免殺校局面出現的真誠願望，如果小班教學爭取不到，他提出的辦法也是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因此個人不覺得這是為了鼓勵學校轉直資的措施。然而，縮班措施最終會否令傳統名校因為要避開局長要求縮班的壓力而轉直資，則是個待考問題。
我在二○○二年出任直資學校校長。上任初期吃驚地發現，政府對直資學校財務管理的指示，原來只有兩頁紙，毫不清晰。屈指一算，當時直資學校已存在十多年了，究竟這些年間負責的官員在幹些什麼？既然沒有指示，我只好心安理得，就把這當作是給予直資學校的「發展空間」吧！
直資學校的財政管理
但我錯了，原來紙上沒有寫的不明文規矩多得很，只是待你觸犯後才告訴你！例如，學校什麼支出可由「政府津貼」支付？什麼應由「學費」支付，只有原則一句：為教學用途或利益歸於學生的，可由政府津貼支付。但學校裏的活動和事務，又有什麼不是最終令學生得益的呢？
另一例子是我的學校不設高級教席職位，負責特別職務的「主任」只領額外津貼，這大概是直資學校可以發揮的「人事管理」空間吧！局方的審計員到校查數，硬說這是不可以由政府津貼支付的「人工」，要改由學費帳支付，理由是官津學校沒有這種支出。政府一方面強調直資學校要按使命自行建立適用的制度，另一方面卻要直資跟津貼學校完全看齊，原來「發展空間」是要靠學校「收學費」來實現的，真是費解。這裏有兩個可能性：一是高官在出「彈弓手」說假話，一是他們的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些什麼。
官津學校校長只能按既定財務章程辦事，班數多少不但決定教師人數，還有教師中各職級的比例，校長不必理會他們的薪點，每月自然有政府津貼付薪。但直資學校始終是財政獨立自主，每年必須做好收支分析（break-even analysis）、財務預測（financial projections）、風險管理（riskmanagement）等。但大部分校長都不是經濟或財務專家，要學也要時間。
或問：政府不是規定校長必須先完成訓練課程，持證上崗嗎？對，我也參加過這些課程，但負責教學的「資深」校長，還沒有一個管理過直資學校，財務篇全是跟直資學校毫不相干的什麼「營辦津貼」（Operating Expenses Block Grant）管理，只適用於官津校。這一點我在上課時提出過，但沒有用。
去年的臻美黃乾亨事件，揭露了直資校的財務管理問題和需要，有關當局亦曾亡羊補牢，跟所謂「直資學校議會」商討，發表「好榜樣指引」（Guide of Good Practices）。然而，該會只屬「聯誼」性質，各人自願參加，參加者並沒有給予該會代表各學校的地位資格，教育局以為「搞掂」議會的頭頭，即表示直資學校都同意該指引，是項錯誤；此外，該指引只談「好榜樣」，什麼是「不准做」或「違規」事情也全欠奉。
社會流動
再回到林台長那裏。林台長可能並非鼓勵「精英主義」，而是懼怕教育作為社會流動階梯的作用被棄掉。林台長從前可能是教育作為社會流動階梯的受益人（我也是），因此特別關心這題目。其實，香港家長並非不明白教育對下一代的重要，因此節衣縮食也要花錢在教育上，以「繳費」方式來保證子女永不落後，花寃枉錢也不介意。林台長有否留意到，在今天教育制度的各環節內，充斥着各種不是育才而是斂財的活動？例如：幼稚園假家校會之名辦收費的「入教班」，收費昂貴家長仍趨之若鶩的幼兒「遊玩班」，林立的補習社，由教你如何預備「入學面試」到會考如何「摘A」都有。即使明知這些「教育活動」是假，也甘願付錢。
其實，最影響社會流動是高等教育，因此最值得關注和憂慮。今天政府以「高等教育產業化」為名，打算實行的是專益有錢人子弟、最不公平的政策。此外，接受資助的大學正無聲無息地擴大「非聯招」收生比例，讓窮家子弟以會考成績爭取入大學的機會不斷縮減，副學士學費貴得驚人，成績稍遜的學生無錢讀不起，因此沒有翻身機會，將來的私立大學自負盈虧，收生不能不見錢開眼，上大學者無寒門，讀副學士者皆貴族不是指日可待嗎？
結語
在八十年代直資計劃提出來的時候，不少教育同工曾警告這將導致精英主義。但香港人只懼怕「平庸主義」，分秒都怕「輸給新加坡」，又信奉「市場競爭」為神明，認為最佳的資源分配辦法，處處要「大市場小政府」，教育就看成是人力投資，政府只花國民收入的4%辦教育，引以為傲。
有學者曾指出， 香港教育的「市場化」（marketization） 很獨特， 一方面鼓勵市場競爭， 另一方面又實行官僚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我個人認為，假如政府官僚能致力製定和執行合理的市場規範，競爭還有機會公平一點，但官僚永遠滯後，除非不得已，否則是「不變應萬變」，明天轉個位就可以把問題留給下一手了。今天要縮班殺校是一例，直資學校的規管問題又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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