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P07 | 新聞-中國消息/中港評論 | 教育評論 | By 程介明 2001-07-21
升中派位從來就是一個社會焦點。以往有升中學能測驗，主宰了學生小學最後兩年的生活。還有學生按能力分五組，既把學生分了等，又由他們的過去決定了他們的將來，標籤了學生，也間接標籤了學校，傳媒街坊甚至直接把學校稱為第五組學校，第一組學校。
現在取消了學能測驗，五組併為三組，家長又出現了新的憂慮，因為遊戲規則似乎變了，不知對自己的子女是禍是福。學校也在摸索，人知道能否適應，都說：「五組變三組，學生能力一定更加參差了！」負責派位的部門也不好過，遊戲規則變了，許多現行辦法（例如教學語言），都受到挑戰等等。
派位是人為的關卡
今年，由於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投訴和法庭的裁決，又出現了男女生差異的問題，家長們都戰戰兢兢，看自己的子女是否受到不公平待遇。
千絲萬縷、盤根錯節，值得這個時候從更高的角度，俯視這個纏擾了香港人二十三年的措施，讓我們自己的腦袋清醒一下。分析下來即使一時無法徹底解決，也起碼可以知道問題所在，尋求長遠的解決方向。
首先，派位不是每一個社會都有的。小學升中學，是一個人為的制度上的關卡。有些制度沒有這個關卡，因為他們中小學之間沒有分開。歐洲一些國家是十年、十二年一貫制，學生就在同一學校中學習十年、十二年，這也就是現在所謂「一條龍」的概念。
漸成文化的一部分
有些制度，在小學升中學，基本上是篩選過程，有點像香港以往的「升中試」（一九七八年取消），優勝劣敗，終點見分曉，落第的就沒得升學，或者落難到蹩腳的學校，算是「活該」。
更多的情形是一個學區很小，或則是小城鎮、或則是細分的城區；每個學區的人口不多，學校也不多，當地人也習慣於在本學區上學，即「就近入學」，也不存在派位問題。
香港在五十年代，有小學會考，學生拿著會考成績找學校。六十年代開始有升中試，全港小學生按中、英、數成績排一條長龍，按志願派位。於是最好的學生一定給派到最好的學校；而最好的學校也收到全港最好的學生。
一九八七年取消升中試，分學區，學生分五組，按志願。從方法來說，空前絕後，當時設計此辦法的李越挺先生，真正是「扭計師爺」，把傳統的著重學生成績，與西方當時流行的校內評核、家長志願、學校分區、學校種類分布、公平競爭，通通融於一爐，再加上使用電腦，使辦法更顯得科學化。其結果，是學生的分布均勻了：最好的學校，只能收到本區頭二十個百分點的學生。升中派位辦法最大的功績，是去掉了社會已無法接受的升中試。但是，卻加固了派位的概念。派位，漸漸變成香港社會的一種文化；人們已經不再質疑這是不是最好的方向，也不再看看其他社會為什麽不這樣做。換句話說，陷入了盲目性，或者像其他問題一樣，盲目地認為「香港一樣」！
第二，派位問題出現的種種爭論，家長、學生的憂慮，其中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學校差異大。學校不同，成績校風等，種種家長關心的方面，一個區內差異很大。派到「好」的學校與派到「差」的學校，對子女的前途，可以是天大的差別，或者認為是天大的差別。這裏有兩個因素：（一）由於派位的分組，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收生等級決定學校等級；甚至學校也以為收生等級決定學校成就，社會上，學校內，瀰漫著一種「收生宿命論」；（二）與這種收生宿命論流行的同時，學生也因派位組別而產生了「能力宿命論」，「一時ＢＡＮＤ５，一生ＢＡＮＤ５」，總的結果是，學校而言，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收生，而不對學生入學後的努力寄以很大希望；家長學生而言，把前景押在學校上面，不再認不論在什麽學校，學生還有很大的努力餘地。
有能力的都「逃」了
在這種種思潮的影響，香港的教育變成了「能力組別決定論」的世界，無所作為的風氣，怪責學生愚蠢的風氣，怪責政府怪責制度怪責社會的風氣，開始滋長。學校之間的差異也愈來愈大；而社會、行政部門對於那些「跌穿了底」的，然而又是公帑支持的學校，又沒有什麽積極的改善措施。這就難怪家長對派位如此緊張，因為一旦派到不負責任的學校，總覺得永世不得翻身。為了避免這種威脅，有經濟能力的家長於是「逃」往國際學校，也是為了逃避派位。
第三，就兒女分別來說，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而又還是一個謎。近二、三十年來，從小學延展到中學，以致大學，女生的戰績比男生好。人們有種種解釋，但是沒有人有一個權威性的說法。但是在香港派位中出現的問題，卻在其作制度中極為少見。原因很簡單：人家沒有這種中央統籌的派位；因此雖然是種現象，卻不是需要解決的一種現象，唯獨在香港，由於中央派位，卻成了難題。
現在這種情形，平機會按原則辦事，教育署卻沒法從技術上根本地解決問題。家長卻因而人人覺得制度對自己的子女不公平，人人都不滿意。
是重新考慮的時候
派位制度的公信性正面臨考驗。而影響派位公信性的因立，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派位制度本年是一種方法，避免由七百多所中學與七萬多名學生家長來回搏鬥。但是派位帶來的問題，疑慮與不安，卻幾乎超過了它的好處！在戰戰兢兢地在派位辦法上作微調的時候，也許值得我們想一想：派位，是否唯一的出路？
P07 | 新聞-中國消息/中港評論 | 教育評論 | By 程介明 2001-07-21
升中派位從來就是一個社會焦點。以往有升中學能測驗，主宰了學生小學最後兩年的生活。還有學生按能力分五組，既把學生分了等，又由他們的過去決定了他們的將來，標籤了學生，也間接標籤了學校，傳媒街坊甚至直接把學校稱為第五組學校，第一組學校。
現在取消了學能測驗，五組併為三組，家長又出現了新的憂慮，因為遊戲規則似乎變了，不知對自己的子女是禍是福。學校也在摸索，人知道能否適應，都說：「五組變三組，學生能力一定更加參差了！」負責派位的部門也不好過，遊戲規則變了，許多現行辦法（例如教學語言），都受到挑戰等等。
派位是人為的關卡
今年，由於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投訴和法庭的裁決，又出現了男女生差異的問題，家長們都戰戰兢兢，看自己的子女是否受到不公平待遇。
千絲萬縷、盤根錯節，值得這個時候從更高的角度，俯視這個纏擾了香港人二十三年的措施，讓我們自己的腦袋清醒一下。分析下來即使一時無法徹底解決，也起碼可以知道問題所在，尋求長遠的解決方向。
首先，派位不是每一個社會都有的。小學升中學，是一個人為的制度上的關卡。有些制度沒有這個關卡，因為他們中小學之間沒有分開。歐洲一些國家是十年、十二年一貫制，學生就在同一學校中學習十年、十二年，這也就是現在所謂「一條龍」的概念。
漸成文化的一部分
有些制度，在小學升中學，基本上是篩選過程，有點像香港以往的「升中試」（一九七八年取消），優勝劣敗，終點見分曉，落第的就沒得升學，或者落難到蹩腳的學校，算是「活該」。
更多的情形是一個學區很小，或則是小城鎮、或則是細分的城區；每個學區的人口不多，學校也不多，當地人也習慣於在本學區上學，即「就近入學」，也不存在派位問題。
香港在五十年代，有小學會考，學生拿著會考成績找學校。六十年代開始有升中試，全港小學生按中、英、數成績排一條長龍，按志願派位。於是最好的學生一定給派到最好的學校；而最好的學校也收到全港最好的學生。
一九八七年取消升中試，分學區，學生分五組，按志願。從方法來說，空前絕後，當時設計此辦法的李越挺先生，真正是「扭計師爺」，把傳統的著重學生成績，與西方當時流行的校內評核、家長志願、學校分區、學校種類分布、公平競爭，通通融於一爐，再加上使用電腦，使辦法更顯得科學化。其結果，是學生的分布均勻了：最好的學校，只能收到本區頭二十個百分點的學生。升中派位辦法最大的功績，是去掉了社會已無法接受的升中試。但是，卻加固了派位的概念。派位，漸漸變成香港社會的一種文化；人們已經不再質疑這是不是最好的方向，也不再看看其他社會為什麽不這樣做。換句話說，陷入了盲目性，或者像其他問題一樣，盲目地認為「香港一樣」！
第二，派位問題出現的種種爭論，家長、學生的憂慮，其中一個核心的問題，是學校差異大。學校不同，成績校風等，種種家長關心的方面，一個區內差異很大。派到「好」的學校與派到「差」的學校，對子女的前途，可以是天大的差別，或者認為是天大的差別。這裏有兩個因素：（一）由於派位的分組，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收生等級決定學校等級；甚至學校也以為收生等級決定學校成就，社會上，學校內，瀰漫著一種「收生宿命論」；（二）與這種收生宿命論流行的同時，學生也因派位組別而產生了「能力宿命論」，「一時ＢＡＮＤ５，一生ＢＡＮＤ５」，總的結果是，學校而言，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收生，而不對學生入學後的努力寄以很大希望；家長學生而言，把前景押在學校上面，不再認不論在什麽學校，學生還有很大的努力餘地。
有能力的都「逃」了
在這種種思潮的影響，香港的教育變成了「能力組別決定論」的世界，無所作為的風氣，怪責學生愚蠢的風氣，怪責政府怪責制度怪責社會的風氣，開始滋長。學校之間的差異也愈來愈大；而社會、行政部門對於那些「跌穿了底」的，然而又是公帑支持的學校，又沒有什麽積極的改善措施。這就難怪家長對派位如此緊張，因為一旦派到不負責任的學校，總覺得永世不得翻身。為了避免這種威脅，有經濟能力的家長於是「逃」往國際學校，也是為了逃避派位。
第三，就兒女分別來說，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而又還是一個謎。近二、三十年來，從小學延展到中學，以致大學，女生的戰績比男生好。人們有種種解釋，但是沒有人有一個權威性的說法。但是在香港派位中出現的問題，卻在其作制度中極為少見。原因很簡單：人家沒有這種中央統籌的派位；因此雖然是種現象，卻不是需要解決的一種現象，唯獨在香港，由於中央派位，卻成了難題。
現在這種情形，平機會按原則辦事，教育署卻沒法從技術上根本地解決問題。家長卻因而人人覺得制度對自己的子女不公平，人人都不滿意。
是重新考慮的時候
派位制度的公信性正面臨考驗。而影響派位公信性的因立，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派位制度本年是一種方法，避免由七百多所中學與七萬多名學生家長來回搏鬥。但是派位帶來的問題，疑慮與不安，卻幾乎超過了它的好處！在戰戰兢兢地在派位辦法上作微調的時候，也許值得我們想一想：派位，是否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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