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

為愛,願我們都不哭了

為愛,願我們都不哭了

2013-11-18 19:27:36

【文:林智聰】

在今年香港同志遊行,彩虹大使黃耀明在台上特意獻唱梅艷芳的<我們都哭了>,同時身兼「關懷愛滋」大使的明哥所言,這首歌沒有很多人認識,包括它背後的重大意義:這首歌是梅姐於一九九六年為慈善團體「關懷愛滋」籌款的歌曲,無論在她哪一張唱片,此歌的收益都會全數撥捐機構作慈善。此時此刻,我們都在緬懷梅姐的俠骨柔情,可惜的是,她在當年立下此善舉至今,公眾郤沒有把她對愛滋病及病毒感染者的關懷延續並發揚。

三十年來,我們仍然在哭。

1984年本港發現首宗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當年全城陷入恐慌,人人都怕蚊叮蟲咬,怕接吻擁抱,政府愛滋病宣傳片的黑色死亡金字塔植入人心,我們都聞「滋」喪膽。直至1995年科學家何大一發明雞尾酒療法,感染者的生活質素大大提升,讓他們擁有沒有受感染一樣的生活及壽命。

在認識這個喜訊的同時,事實告訴我們,自發現首宗個案至今近30年,受感染人數不斷上升,截至2013年第二季,愛滋病病毒感染累積個案達6,045宗,單季錄得123宗新感染個案,即平均每日1.4人受到感染。然而,我們沒有為悼念當年因愛滋病死去的人而哭,亦沒有為持續上升的感染數字流淚,皆因大眾認為死者死有餘辜,對這個被污名的疾病避而不談,這種冷漠令高危社群對安全性行為置若罔聞,同時把感染者困於孤獨的衣櫃,這才是沒有哭聲的悲哀。

讓記憶回到1995年九龍麗晶花園事件,居民群起反抗於區內興建愛滋病綜合治療中心,直至1999年中心落成後,居民仍強烈攔阻及辱罵求診者。當你以為這段歷歷在目的悲劇已成為歷史,事實是,此事發生後的十五年,即2010年,平機會進行的一項「公眾對殘疾人士的態度基線調查」研究,顯示有20%的受訪者不接納與愛滋病帶菌者/患者一起工作,亦有34%的受訪者表示不願意與之為鄰,更有52%的受訪者認為應該禁止他們生育下一代。即使,事實是一般生活或空氣是不會傳播愛滋病; 即使,因現今醫療,感染者無論在壽命、外貌、身體狀況、工作能力、起居生活都與你我無異; 即使,已證明感染者仍可生育無受病毒感染的小孩。

是時候把悲哀結束了。梅姐17年前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唱出悲歌,默默哀悼每個失去的生命。今天,趁著即將來臨12月1日的世界愛滋病日,一起繼承她的正面態度,打破禁忌,主動說一句 “I’M Positive”,正確認識愛滋病並關懷感染者。

作者簡介:「關懷愛滋」推廣及傳訊總監

關於關懷愛滋及愛滋病知識
關於關懷愛滋 I’m Positive 活動

香港同志遊行2013明哥演唱〈我們都哭了〉: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I9NwHPris]

梅艷芳 <我們都哭了> 歌詞:

如果天哭了 漫天灑雨
如果風消失了 月不再亮
如星隕落記載了宇宙曾經
為這身軀都曾哭泣過

如果花枯萎了 漫天飛雪
如果海變冰河 日不在亮
如山崩塌顛覆這宇宙穹蒼
為消失的每人都哭過

如果他都走了 剩一把土
如不在呼吸了 悄悄作罷
如你不在 我會叫宇宙靜止
如果一天我們都哭了

留言

這個網誌中的熱門文章

教育機會平等的挑戰——直資名校時代的來臨

P16 | 評論-林行止專欄/中港評論 | 教育眼 | By  葉建源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系講師  2001-09-25   聖保羅男女中學及屬下兩所小學宣布將申請轉為「直資一條龍」,如果一切順利,將於明年九月逐步轉制。計劃中,小學每年學費高達四萬八千元,中學更達六萬元。這是第一所申請轉為直資的津貼名校,估計還會有多所名校效法轉制。   「直資名校」的出現,將從根本上改變本港教育制度的面貌,很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分化,甚至影響長遠的階層流動與社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講,聖保羅轉直資的標誌性意義,甚或超乎教統會的各項改革措施之上。 機會均等的傳統   一直以來,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y)是香港教育的重要傳統之一。在升中試時代,人人都有機會升讀名校,升讀大學,只要勤力、成績好便行。這個階段,我們可稱之為「績效主義」(meritocracy),進什麽學校看的是學生成績,而非出身背景,更不是付款能力。筆者很多出身貧窮家庭的同齡朋友,都是在實施免費普及教育之後,通過這樣的體制而晉身兩所老牌大學,教育制度也就成為了推動社會階層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有效途徑,而其中的篩選機制,也就締造了一群不一定出身富有的社會精英。   近十幾年的制度改革,打破了「績效主義」的傳統,其特點是就近入學、加強隨機,使小學到初中階段的學位分配過程中,學業成績因素的作用大大降低。我們或可稱之為「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當然,在新制度內,居住地段的因素也可能會有所影響,而面試比重上升也對中產階層有利;不過,整體而言,這些因素是較為邊緣性的,而且政府也不斷宣揚學校應該「教好」學生而非教「好學生」。因此,新制度的取向雖與「績效主義」不同,其機會平等的精神仍是一貫的。 直資學校兼公校私校之利   「直接資助」(Direct Subsidies Scheme, DSS)學校則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體制,它介乎公營與私營之間,一方面,它由非牟利團體主辦,按收生人數獲取政府資助,情況類近於津貼學校;另一方面,它可以收取學費,又有收生自主權,毋須受制於統一派位制度,在制度上也毋須依足官津校的規定,又有私校的影子。換言之,直資學校既擁有津校的公帑資助,又擁有私校的自由權與額外資源,縱觀世界各地的教育體制,類似的制度非常罕見。   這種體制究竟屬於公

做過的夢,你都記得嗎?

圖片來源: Pakutaso 如果你很擅長記住做過的夢,那麼你的大腦可能有跟一般人不太一樣喔! 一篇發表在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期刊的研究 發現經常記住做過的夢代表腦中某些區域比一般人要來得活躍。 法國 Lyon 神經科學研究中心 的研究者們徵集 41 個人,掃描在這些人清醒與睡覺時大腦的活動情形。其中有 21 個人每週平均有 5 次一早起來記得做過的夢,研究者們把這群人稱為「高度夢境回想者」;而另外 20 個人平均每個月只有 2 次一早起來記得前晚做過什麼夢,這群人在此被定義為「低度夢境回想者」。 高度夢境回想者們不管在睡著還是清醒時,腦部的前額葉皮質內側(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與顳頂聯合區(temporoparietal junction)都比低度夢境回想者活躍,該部位是信息處理中心。 先前該研究團隊就發現高度夢境回想者,在整個睡眠期間,清醒狀態的週期是一般人的兩倍,而他們的腦子不管是在睡眠或是清醒時,對聲音的反應都比低度夢境回想者更為敏銳。 高度夢境回想者的腦部活動度增加或許是造成他們睡眠時容易醒過來的原因,藉此,改善他們回想夢境的能力。研究者提到,睡覺時的大腦並沒有辦法記住新的資訊,得醒過來才能記得起來。此外,高度夢境回想者可能也比低度回想者更容易做夢,因而有更多的夢可供記憶。 關於本文 文章來源: WebMD 文章標題: Do You Often Recall Dreams? Read This 文獻出處: Resting Brain Activity Varies with Dream Recall Frequency Between Subjects 整理編譯:Sidney

曾榮光:學生為本與教育商品化

特區教育政策的根本矛盾  04/07/00 明報 今年夏天香港教育界出現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熱烈的政策議論以至最激烈的爭拗。一方面是持續了十八個月的教育改革到達了具體方案的落實階段﹐教統會在五月八日公布了第三份《教育制度檢討》諮詢文件﹐並標榜「創造空間﹑追求卓越」﹐並計劃作為期三個月的諮詢﹐以期掀起教育界的熱烈討論。另一方面﹐教統局官員在四月八日則宣布﹐全港中小學英文科及普通科教師均須通過相關語文基準試﹔因而引發教師的強烈反對﹐六千人上街﹐演變成全港最大教師工會與特區政府的公開對抗。 教改與基準體現政策矛盾 以上兩個政策正好體現了特區政府過去三年在教育政策施政上的一個根本矛盾。其一是由教統會倡導的教育改革所強調的「學生為本」﹑「終身學習」﹑「永不放棄」﹑「創造空間」的一種人本(humanist)﹑均等(egalitarian)及進步(progressive)教育取向﹔其二是以經濟效益與工具理性為主導的一種「追求表現」(performativity)的教育取向。我們不妨循這兩個政策取向審視特區政府過往三年在教育政策上的施政﹐從而就不難理解今天特區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所面臨困局之根源所在。 教育改革人本均等進步 首先﹐在一九九七年十月首份施政報告中﹐特首就宣布要進行學制檢討﹔其後教統會就在過去十八個月發表了三份諮詢文件﹐先後掀起了三次教育改革的議論。 其一﹐是環繞九九年一月《教育目標》的議論﹐引發起不少社會團體及人士對教育理想的祈盼﹐及對現制的批判﹐最後教統會總結出「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四個教育目標。 其二﹐是環繞九九年九月《教育改革建議》的議論﹐教統會提出「終身學習﹑自強不息」的方向﹐「學生為本﹑永不放棄﹑講求質素﹑全方位學習﹑全社會動員」的五個改革原則﹔提出建構一個「終身學習的學制」﹐並建議:一﹑基礎教育大直路﹔二﹑高中教育一體化及普及化﹔及三﹑高等教育自由化。至此﹐學制改革的架構就續漸浮現﹐即對現行學制加以釋放﹑「鬆縛」﹐使未來特區公民可以在一個寬鬆﹑包容﹑以至均等的學制內盡展所長。 其三﹐就是二千年五月由《改革方案》所引發的議論﹐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高中及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仍然懸而未決﹐但就提出的基礎教育改革的方案及課程改革的理念而言﹐我們仍然可以見到很大程度的